王玉川

王玉川

王玉川,男,漢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醫藥大學主任醫師、教授,1943年3月起從事中醫臨床工作,為「首都國醫名師」。


          王玉川:內經研究領軍人 


他學術臨床造詣深厚,親自編撰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第一、二版《內經》教材;他的文章振聾發聵,觀點新穎大膽,生活中卻極為低調,從不與他人爭;他的研究獨闢蹊徑,冷靜客觀,欽佩者很多,口碑極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車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綠帶繫著乘車卡的老人,人們不會想到:這就是86歲的國醫大師王玉川。

來北京50多年,他說常在夢中回到江南水鄉。做了20年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副院長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蘇奉賢鄉下,那十幾年自由自在的行醫生活,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什麼名啊利啊,沒意思的。」在老家當過小學教員、中醫教師,但調北京以後講課不靈了——口音重,學生聽不懂。那就埋頭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黃帝內經》翻爛了,用膠布粘好;書上批注寫得密密麻麻,鉛筆、鋼筆小楷,遍佈頁眉頁腳;自學生物、物理,畫圖製表,清苦寂寞,卻樂在其中。

辛苦耕耘終結碩果,他成為中醫界最早研究《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是《內經》重點學科的創建者和帶頭人,對陰陽學說的演變、氣血循環理論、五行學說、運氣學說、河圖洛書等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他高雅的風範、深邃的學識、嚴謹的精神和務實的態度,影響著全國同道,成為一個時代的旗幟。

學術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論水平相當高」

他精研內經,醒世而作,對五行學說、氣血循環理論、運氣學說提出獨到見解,破譯河圖洛書之謎,敢於對「辨證論治」、「有是證用是方」提出質疑。

沒有先進的實驗設備,不用文獻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靠什麼來完成理論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書,想的嘛!」在那個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書、一盞燈,伴著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勵他一路堅持。

早在1938年,當15歲的王玉川從開過藥鋪的父親手中得到一本《黃帝內經》,通讀一遍就覺得莫名的喜歡,而這本穿越千年時空的經典之作,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著被解開奧秘。

此後,江南水鄉獨立出診的12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字裡行間寫下蠅頭小楷,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後來在江蘇省中醫學校進修,老師們發現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當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擔內經的教學任務。不久他被調到北京中醫學院,創建內經教研室。

當務之急是編寫教材。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的豐富內涵,他率領教研室同事日以繼夜,力爭通俗易懂又採擷全部精華,終於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內經講義》,後來升級為全國統一內經教材,也為《中醫學基礎》和《中醫基礎理論》等其他教材編寫打下堅實基礎。

研究中,王玉川發現,《內經》同一篇中常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令人困惑。為此他翻遍了校圖書館所有藏書,寫下幾百萬字的筆記,從1979年開始相繼發表論文30多篇,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讚譽。他倡導五行學說的多學科研究,對《內經》氣血循環理論有獨特見解,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說,解開河圖洛書之謎。

「在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論水平相當高。」北京中醫藥大學嚴季瀾教授評價說。這凝結著王玉川心血的幾十篇高水平論文,不止當年在全國產生重要影響,今天讀來,仍令人感歎語言之潑辣,觀點之新穎,論證之嚴密。要知道,研究陰陽、五行、氣血這些基礎理論,絕不是一門學科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中醫藥大廈的理論基石。

承古而不泥於古,注重創新,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理論的一條主線。比如,他論述陰陽學說的演變,認為從《周易》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到中醫學中的三陰三陽,是古代醫家為適應醫療需要的一種改進,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死板的規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多年來,辨證論治被視為「中醫特色」的重要標誌,但是,王玉川認為這種提法並不合適。首先,辨證論治的統治地位是在犧牲了「同方異治」的寶貴經驗,扼殺了尋找廣譜有效方藥的熱情之後才取得的;其次,辨證論治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的思維陷入永恆不變的公式之中,在辨證論治的圈子裡打轉,與創新的客觀要求越來越遠。他認為,那種認為辨證論治可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怨自己沒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種現代迷信」,是只求穩定不求上進的表現。

王玉川常說,一個學者所以能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也不等於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產,應採取審慎的態度,吸取合理內核,這體現了他「創新而不廢古」的學術境界。

在對五行學說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別經學五行與醫學五行,認為五臟五行說引入中醫學後,不再艱澀難懂,實用價值較高。同時他看到,在五行歸類、生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內容彷彿已被遺忘,成為五行學說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沒有反映。事實上,被遺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義,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內經》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說,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說、蘇聯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學說,都更為細緻和全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運氣學說一度被打入冷宮。王玉川可謂當代研究運氣學說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編的《運氣探秘》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討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指出平氣概念的重要性,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說的科學性,闡發《素問》遺篇的學術價值。

「創新是硬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生命線。」王玉川認為,「有是證用是方」的原則是不對的。這種方證對應關係無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測證」,即是根據方藥性味功能推測出病理狀態這一方法的基礎之上,在方藥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測證的結果當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證相對的原則。然而,現代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一味中藥都含有多種有效成分,它們的藥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組成的復方則更為複雜。所以,「以方測證」本身,就不是什麼正確可靠的唯一科學方法。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平上,就永遠也不會有所發現、有所前進,方證之間相互關係的謎團也就永無解開之日。

治學做人

「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他親手描畫的雙螺旋體和多肽鏈,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獨立思考,在學問上敢於向權威挑戰,生活中卻淡泊低調,特立獨行。「人家說我好也行,說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採訪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費盡各種周折。5月的一天,他終於如約坐在了北京中醫藥大學的辦公室。然而面對媒體,他還是不願多說什麼,好在事先採訪過知情人。北京中醫藥大學魯兆麟教授說,「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牆邊立著一排書櫃,信步走過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曆裝訂的筆記本。日曆背面寫著一行行整齊小楷,紅色、藍色間雜鉛筆,有的字下面劃著重點號或橫線,內容是關於孫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藥體會。再隨意打開一本硬皮筆記,上面整齊地記著生物化學的內容,其中一頁用極細的鉛筆畫著細胞RNA與蛋白質合成分解圖,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雙螺旋體和多肽鏈的結構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幾本筆記本的紙質都很粗糙,字體卻都那麼纖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幾乎看不清。可以想見王玉川當年是怎樣地心細如髮,這幾十萬娟秀小字承載著多少個安於清苦的日日夜夜。筆記內容有經典抄錄,有個人思考,他很喜歡自製圖表,比如為研究比較體質學說,他把巴甫洛夫神經類型、希波克拉底氣質說以及內經的陰陽五態人劃一個表格裡,新穎而獨特,給人啟發。

那本傳說中,被王玉川翻得書皮爛掉用膠布粘好、再無一處空白可寫眉批的《黃帝內經》已經找不到了,他連自己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也都沒留意保存。「別人借走了沒還,我也記不得向誰要了,哈哈哈!」顯然他並不以為意,更不以為憾。多年的臨床處方也沒有保留一張,根本不打算出版臨床經驗集,「有什麼用呢?沒用!」玉川老這樣給自己解釋。

如今他眼睛花了,別說寫字,翻看當年的筆記都得借用放大鏡才行,但幸運的是,這種勤奮嚴謹的治學精神已經延續下去。嚴季瀾年輕時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辦公室研讀經典、琢磨醫案,喜歡用鉛筆寫些纖細小楷,下著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學者的嚴謹操守,釀造北京中醫藥大學厚重的文化學術底蘊,在浮躁的今天,更顯得可貴和難以超越。

王玉川治學注重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在1984年擔任健康報振興中醫刊授學院顧問期間,他曾和刊院同學談中醫治學方法:「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不要做教材的奴隸,要做教材的主人,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決不能像果戈裡在《死魂靈》裡描寫的那位『死讀書、讀書死』的彼得爾希加,他辛辛苦苦讀了一輩子書,到頭來卻什麼知識都沒得到。我們需要的是自己觀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治學精神。」

這種獨立思考的態度,使得王玉川在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屢獲開創性突破,正是因為不迷信權威,敢於對傳統提出質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個個學術高峰。

瞭解王玉川的人,對他的第一評價大多是「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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