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張載（字橫渠）是宋朝負有盛名的理學創始人之一，其所代表的「關學」乃北宋時期重要的理學流派之一。他上承周子，下啟二程和朱熹，被列入北宋「五子」之列；其主要的代表著作為《正蒙》、《易說》、《西銘》、《東銘》等，載於《張子全書》。
宋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總體水平在世界範圍內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僅擁有火藥、航海指南針和活字印刷術等重大的發明技術，而且在造船、航海、機械、農業、商貿、建築、陶瓷、藝術、音樂、天文等領域遙遙領先。士農工商，各得其所；行行業業，均創佳績。在這種廣袤的背景下，合理分析和看待理學與當時科學技術的關係是極其重要的。
張氏的思想從「萬物同一」的宇宙生成論（cosmology）出發，認為宇宙的本原是氣。他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即氣聚則有形而現形成萬物，氣散則無形可見化為太虛，進而完成了對「形而上」與「形而下」世界的界定。他還特別指出：「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觀之方均」，即把人放在自然界中思考定位——將人與周圍的生態環境聯繫起來，與其他的生態物種放到一個平等的位置考查，把天地與生物界看作一個整體的、恆動的環境大系統，即今之所謂「ecosystem」，進而強調人與天地本一氣相貫，人對天地環境本應有所擔當，也就是所謂「大心」。這在當時的時代可謂是極其前瞻的。當代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其諸多著作中也極其推崇張橫渠關於「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並將之作為古代學界崇尚人與天地和諧的有力論證。
在政治抱負上，張載因反對王安石的「變法」而受到衝擊。但他堅持主張實施溫和的社會變革，實行井田制，以達到均平，使富者不失其富，貧者漸失其貧。這對現今中國社會的經濟模式轉型是有啟迪作用的。
橫渠的思想對中醫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他把「肖天」作為所追求境界，開風氣之先，感召了二程與朱子的格物之學。所謂「肖」，即「像」也，相似也。張氏指出：「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正蒙·至當篇》）；又說，「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於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正蒙·誠明篇》）因而他主張順性應天，反對人為的滅理窮欲之舉。其思想不僅突出了中醫一貫秉持的「天人相應」的根本主張，而且還肇發了元代醫家王好古作「人肖天地論」（《此事難知》）；明季張景岳提出「人是小乾坤」（《類經附翼·求正錄·大寶論》）。
另一影響則體現在「形而下」的層面，指導了藥物學的研究。《素問》七篇運氣大論中原有「高下相召，升降相因」的論述。張載非常重視氣之浮沉升降與動靜相感，這啟迪了易水學派的開山宗師張元素（潔古先生）對藥物氣味厚薄的理論進行研究。儘管這樣的理論出自《內經》，但尚未與具體藥物結合，況且歲月淹沒，其理不彰。張潔古根據「升降浮沉」制訂出藥類法象，將所舉的100多種藥物劃分為風升生、熱浮長、濕化成、燥降收和寒沉藏五類。他又遵從宋儒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精英者為生、渣滓者為物的基本模式，把輕重厚薄的性質用以闡發藥物的氣質與偏性；其中張載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張載便是這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朱子所謂「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乃承此義。在《朱子語類》卷一便有關於人類起源的論述：「問：『生第一個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陰陽）五（木、火、土、金、水）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虱然。』」。那麼最初化生的是兩個人，繼而「形生」出很多人；因此，他又說，「那兩個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變化出來」（《朱子語類》卷九十四）。後來，朱子之學正傳於元代醫哲大家朱丹溪；對明代大醫家孫一奎、李時珍的學術理論影響頗大。可見，宋代理學為中醫藥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科學思想，成為金元時期醫學變革的直接原因。
總之，中醫藥學是具有原創思維的學術體系，它是一種由中國古代哲學指導的，農耕文化所衍生的，探討宇宙與生命宏觀整體規律的氣、象醫藥學思維模式。因此，研究中國的古代哲學，不僅是研究秦漢，更要探討宋明。理學的「五子」、「二先生」履踐了這樣的原創思維過程，開啟了宋金元明格物的學問，並深深影響了中醫藥學的形成與發展。而自古至今，中醫藥的繼承和創新，無疑又促進了當今世界文化多元化與醫藥多樣性的學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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