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雲，直指當下。
中央國醫館成立，全國中醫藥界備感歡欣鼓舞，認為國醫可望有「出身之路」，「國藥有中興之望」了。
國醫館「科學化」
整理學術大綱
然而，人們需要明確的是，中央國醫館成立，並不意味著中醫藥生存的整體社會環境有根本的變化，並非意味著政府和社會對中醫原有體系的真正認可。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協的產物，是政府為緩解中醫抗爭引起的社會矛盾的對策，同時也是譚延闓、胡漢民、陳立夫等篤信中醫的黨國元老推動的結果。
20世紀30年代，依然是「科學」至高無上的時代，政府和學界還曾聯手發起「中國科學化」運動，提倡「科學社會化，社會科學化」。在這種環境下，所謂「國醫」，如何才能進一步爭取政府支持和社會認同？中央國醫館的答案就是「科學化」。
怎樣才叫「科學化」呢？中央國醫館成立不久，立即設立「學術整理委員會」研究這一問題。施今墨、陸淵雷、時逸人等名醫均受聘為委員。不久，由陸淵雷執筆擬定的「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上交國醫館，1933年5月1日，國醫館第16次常務理事會議修正通過《中央國醫館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下發各地。
這份以「科學化」為宗旨的大綱，開宗明義地說明其目的是「以我國固有之醫藥學說，擇其確有精義者，用科學方式解釋之」。具體做法，則是為理想中的「科學化」國醫擬定了體系綱目。按此綱目，首先，「採用近世科學方式，分基礎學科、應用學科兩大類」；然後，兩類學科中要建立起完整的知識體系，其中包括中醫原來沒有的內容。
各方面對「科學化」反應不一
這份大綱公佈後，有的中醫直斥其為「四不像（即新、即舊、亦中、亦西）」；名醫祝味菊說其中不少術語並非中醫所有，「將來據此整理國醫，必致引起無窮糾紛」。奇怪的是反中醫的主將余雲岫卻肯定這份大綱。各地響應「科學化」提議的中醫也有不少。其中，廣東中醫林昨非和譚次仲的「科學化」中醫版本就很有代表性。
但是，中醫與「科學」的融合併非那麼容易的事，其中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置中醫基本理論於何地？在提倡國醫「科學化」者眼中，陰陽、五行、六氣等中醫概念都是「不科學」的。從科學的角度，譚次仲將中醫知識劃分為三類：玄理、經驗與藥物，「玄理為冥想哲學，自與科學實驗不相容，惟藥物則實物也，經驗則實像也，二者自古施諸治病而有驗，故必有科學之理致存。」而中醫所說的「氣化」等觀念，「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他認為就屬於「空想之謬所」。譚次仲認為中醫臨床上真正發揮作用的是中藥，但傳統中藥的四性五味等理論「大都經緯之以氣化生剋之說，玄謬無稽」，「必取其有效之藥物，加以科學實驗以證明其真理，確定其效途，更提取精華以施於用」，才合乎科學。
譚次仲這種思想被後人稱之為「廢醫存藥」。當時人們受西醫藥理學影響，認為中藥治病有效的原因應該是其中含有某種化學成分，所謂「科學化」就是要把這些成分提取出來，通過實驗說明它對人的作用，以後就不需要用傳統的寒熱溫涼等理論去解釋了。但這種思路一直走不通，許多從藥材中提取出的化學成分，在臨床上作用並不明顯，結果反而被西醫用來作為否定中醫的證據。脫離了中醫藥理論的指導，中藥就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說明當時常規的科學思路並不足以完全闡明中醫的科學道理。中醫「科學化」運動處於尷尬境地中。
「統一病名」惹爭議
在公佈《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之後，中央國醫館學術整理委員會開始推進更具體的工作。
第一步是要統一中醫病名。中醫古代對疾病的命名沒有一致的規則，名稱比較雜亂。委員會認為，這些病名均與現代社會脫節，不如統一向西醫病名看齊。委員會制定了《中央國醫館審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國醫館審定病名錄》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國醫館頒布，向各地徵求意見。這些文件明確提倡採用「西醫所通行之華譯病名」為主，將歷代醫著中的病名與之一一對應，並要求將來「頒行全國醫士，限日一律用此統一之名，違者處以相當懲戒，懲戒後再不從，則禁止其業醫」。
如果說適當吸收西醫解剖生理知識人們還能接受的話，取消中醫病名肯定使中醫臨床無所依傍，因此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響遠遠超過《整理國醫藥學術標準大綱》，而且基本是罵聲一片。
病名是與醫學各方面的知識相聯繫的。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比如西醫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麼病菌引起的，什麼藥物能殺菌……中醫臨床完全不是這種思路，同樣的病人可能根據其最主要的症狀命名為「咳嗽」或「喘證」，然後辨明是寒性還是熱性，採取不同的中藥來調理。這些中藥不一定具有直接殺菌作用，但正像民國時東莞中醫盧覺遇所言：「中醫雖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補助人體自然療能，以透徹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機轉歸於正規狀態，故能收根本治癒之功。」
1933年6月25日，上海國醫分館推舉秦伯未、嚴蒼山、張贊臣、吳克潛、盛心如組成研究會，專門研究國醫館統一病名草案，3天後，諸委員均以該草案殊多窒礙，全體辭職以示抵制，並在代表上海國醫分館擬具的意見書中，提出了尖銳的疑問，這些都是直接影響到具體臨床操作的疑問，擊中了問題的要害。
面對強烈的反對意見，當年11月中央國醫館只得通電全國中醫團體收回建議書，同時將主要撰稿人陸淵雷等免職，另聘陳無咎、隨翰英、周柳亭、黃謙等組成「編審委員會」。編審委員會由陳無咎草擬內科器官系病名草案，並特聘張贊臣、余無言分別擬定內科組織系和外科病名。這三部分都以中醫病名為主。修改後的草案於1934年11月公佈，反應遠較前次平靜，獲得不少贊同的聲音。
通觀國醫「科學化」的各種主張，從積極方面說，它確實是國醫館得以成立和爭取政府和社會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學化」，則是非常複雜的學術問題，不是單憑願望能夠達致的。而在另一面，「科學化」也並不能消弭反中醫者的敵意。反中醫的學者傅斯年對這種「科學化」就不以為然，他斷言「國醫根本沒有談科學的本錢」。
由此可見，以國醫館為代表的中醫改良者向「科學」的妥協，並未換來自命「科學」的西醫的青眼，相反卻失去了不少中醫的支持。在把握學術發展方向方面，中央國醫館陷入了彷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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