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藥是中國人民防治疾病的主要武器，大部分來源於植物和動物，自然資源豐富，常用藥材歷來多取之於野生資源。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中藥材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同時品種之間的發展也不平衡。因此，在充分利用野生藥材資源的基礎上，逐步加強人工栽培，以擴大藥源，保障供給，就成為一項不容忽視的任務。
在既往的40年中，中藥材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栽培生產，規模巨大，成績斐然。實踐證明，栽培藥用植物，不僅可以大大增加藥材產量，對部分藥材還有改善品種，提高質量的作用。
中藥栽培學是一個新學科，學術內涵十分豐富。研究和發展中藥栽培學，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藥用植物栽培的歷史
中國栽培藥用植物，從藥食同源觀點而言，已有相當長久的歷史。早在兩千多年前，漢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絲綢之路交通後，曾從國外陸續引進紅藍花、胡荽、安石榴、胡麻、胡桃、大蒜、苜蓿等既供食用，又可入藥的各種植物到國內栽培。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千畝梔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的記述。梔、茜在古時常作染料，姜、韭則為日常食物，但四者皆供藥用，反映了這些可獲厚利的藥食兼用的植物，早就進行大規模的生產栽培。此外，《汜勝之書》、《四民月令》等古農書，記述各類農作物的栽培技術和經驗尤為詳備，包括穀物、果蔬、竹木、花卉，以及桑麻棉葛之類，其中藥食同用者也很多。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總結了6世紀以前農業生產經驗，內容更為系統全面，顯示出當時中國農業生產水平已達到相當高度。到了隋代還出現了中藥栽培專著，如《隋書.經籍志》著錄有《種植藥法》、《種神芝》各一卷，但兩書均己亡佚作無存。
唐初，國家曾在京師建立藥園一所，用以栽培各種藥物，佔地三百畝。藥園隸屬於主管醫療和醫學教育的太醫署，並設置藥園師職務，負責「以時種蒔，收采諸藥」，同時培訓種植藥材的專業技術人才。唐代醫藥學家孫思邈，在其所著《千金翼方》中則扼要介紹了枸杞、牛膝、合歡、車前子、黃精、牛蒡、商陸、五加、甘菊、地黃等近20種常用中藥種植方法。
北宋嘉祐年間，本草學家蘇頌著有《本草圖經》，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重要本草著作。書中除詳述每一藥物的產地、生長環境、藥材形態、品種鑒別及其他相關內容外，對部分藥物亦同時簡介其栽培要點，或提示某藥為人家園圃所種，某藥在某地多種之。四川自古為中藥重要產區，不僅品種眾多，名優特產道地藥材也不少，附子即是其中之一。元豐年間（公元1078～1085年），彰明知縣楊天惠，通過對該縣附子生產實際的考察，寫出調查報告性質的《彰明附子記》一文，比較系統地敘述了該縣種植附子的具體地域、面積、產量，以及有關耕作、播種、管理、收采加工、品質鑒定等成套經驗。
元明及清，農書著作較多，如元代的《農桑輯要》、《王禎農書》；明代的《農政全書》、《群芳譜》；清代的《廣群芳譜》《花鏡》等，繼續記載著有關藥用植物的栽培內容，有的書還將藥物栽培列為專卷，如《農桑輯要》列有「藥草」門，《群芳譜》則列有「藥譜」，表明對藥用植物栽培的重視。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在其巨著《本草綱目》中，也記述了約180種藥用植物的栽培方法，其中部分可能是從老農老圃實地採訪得來的。清代趙學敏、趙楷兄弟皆為醫藥學家，他們在所居養素園中曾 「區地一畦為栽藥圃」。趙楷著有《百草鏡》8卷，書中收載之藥，有的即是他在養素園親手蒔栽的品種。趙學敏撰著《本草綱目拾遺》時，曾選用《百草鏡》資料。他說：「草藥為類最廣，諸家所傳亦不一其說，余終未敢深信，《百草鏡》中收之最詳。茲集間登一二者，以曾種園圃中試驗。」說明養素園所栽的多為民間藥，其栽種目的乃是實驗研究。
1949年後中國政府十分重視中藥材生產的發展，在全國各地先後建立許多新的藥材產區和藥用植物種植場及專門的科研機構，培養大批科技人才，編輯出版了《中國藥用植物栽培學》、《中藥材生產技術》等數十部專著，並對中藥材生產制定一系列的方針、政策，使中藥材生產得到了蓬勃的發展。據報道，目前全國中藥大面積栽培的約250多種，達到33．3萬公頃（500萬畝）以上，從品種和種植面積上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新藥材不斷出現，進口藥材不斷減少，出口藥材日益增多。這一切都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醫藥事業的發展，對增強人民體質、加速中國現代化建設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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