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名王惟德，北宋醫家。公元９８７—１０６７年（北宋太宗雍熙四年——英宗治平四年）人。宋仁宗（趙禎）時當過尚藥御，對針灸學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針灸學之大成，著有《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一書，奉旨鑄造針灸銅人兩座。為我國著名針灸學家之一。《宋史·藝文志》載有王氏《明堂經》3卷，惜未傳世，天聖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徵集、校訂醫書，王惟一奉詔竭心，考訂針灸著作。仁宗以為「古經訓慶至精，學者執封多失，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形，復令創鑄銅人為式。」（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夏竦序》中國書店影印本，1987），於是王惟一負責設計，政府組織工匠，於天聖五年(1927)以精銅鑄成人體模型兩具，王氏新撰針灸著作遂名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該書由政府頒行全國，與針灸銅人相輔行世。
宋時，針灸學非常盛行，但有關針灸學的古籍脫簡錯訛甚多，用以指導臨床，往往出現不應有的差錯事故。根據這些情況，王惟一及其同行，產生了統一針灸學的念頭及設想，並多次上書皇帝，請求編繪規範的針灸圖譜及鑄造標有十二經循行路線及穴位的銅人，以統一針灸諸家之說。接旨後，惟一親自設計銅人，從塑胚、制模以至鑄造的全部過程，他都和工匠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攻克了無數技術難關，終於在公元１０２７年鑄成了兩座針灸銅人。鑄成後，仁宗讚口不絕，把它當作一件精湛的藝術品，經惟一等在旁的醫官介紹了銅人的用途和在醫學上的價值之後，遂下令「把一座銅人放在醫官院，讓醫生們學習參考；另一座放在宮裡供鑒賞。」並讓史官把這件事作為一件大事，寫入史冊：「這銅人於天禎五年（公元１０２７年）十月經『御制』完成，以便傳到後代。」這時，王惟一又將自己編繪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獻給仁宗，以作為銅人的註解和姊妹文獻。趙禎閱後，非常高興，又下了一道命令：「御編圖經已經完成，把它刻在石上，以便傳到後代」。
銅人和圖經，在當時的醫療教學和醫官考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為統一和發展我國針灸學作出了很大貢獻。王惟一是宋代傑出的針灸學家和醫學教育家。在針灸學方面，他一生致力於這方面的文獻研究和整理工作，尤其對皇甫謐的《甲乙經》很有研究，且在學術上受其影響頗深。他把很多不統一的有關針灸學著作，加以去偽存真的整理，「以銅人為式，分臟腑十二經，旁注腧穴」的研究方法，將十二經脈及三百五十四個穴位，用直觀的方法記錄和描繪出來，並對前代有關「經穴」的學說，進行了訂正和改進，推動了我國針灸學的發展。
宋朝時，受王安石改良思想的影響，醫學教育得到很大的發展。再加上雕版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整理和出版了很多醫學書籍。醫學教育的發展要求針灸學教學能更加直觀些，以便於學生記憶和臨床使用。王惟一所設計的銅人，在臟腑的佈局，經絡的循行，穴位的精確等方面，不僅科學性強，而且工藝水平相當高。他選擇了精製的銅，鑄成和一般人大小相似的人體，裡面裝有銅鑄成的臟腑，軀殼表面，刻有三百五十四個穴孔，孔內裝滿水銀，外封黃蠟，以防水銀流出。應試者，當老師出題針刺某穴，或提問何病症該針何穴時，學生照題試針。若針得正確，一進針水銀便會流出。若針得不對，就刺不進去。銅人的鑄造，對我國醫學的發展，尤其在針灸學和針灸教學方面，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故為歷來針灸學家所推崇，即至現在仍有學習和研究的價值。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全書共三卷，公元１０２６年成書。書中把三百五十四個穴位，按十二經脈聯繫起來，注有穴位名稱，繪製成圖，為銅人註解。圖樣完整，內容豐富，經穴較多而系統。按照圖可查到所需用的穴位，按照穴位可查到所治之症候，是我國古代針灸典籍中一部很有價值的針灸學專著。形式略與近代《圖解》相似，書中詳述各個針灸穴位間的距離長短，針刺的深淺尺度，以及主治、功效等項。上卷主要論述了十四經（心、肝、脾、肺、腎、胃、膽、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心包絡、任脈、督脈）的經絡循行、主治及經穴。中、下卷分別按照頭、頸、軀幹、四肢的順序，詳敘每一經穴。據宋史《藝文志》記載，原書共為三卷，後於南宋（金·大定）時，有人重制補注，改為五卷。《針灸圖經錄》五卷，約成書於１０２６年。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對宋代以前的針灸學成就進行了一次系統的總結，對宋代及後世針灸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針灸銅人的設計和製造，更是醫學史上的一大創舉，兩具銅人作為最早的人體模型和針灸直觀教具，在醫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王惟一為此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王惟一對針灸醫學的貢獻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針灸圖》與撰寫《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二為鑄造針灸銅人模型，三為刻《圖經》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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