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北宋王朝對於醫藥的大力扶持，校正醫書局大量醫學書籍的校訂出版，發展到金元時期，整個中醫界的理論素養有了普遍提高，學術氛圍空前活躍，著名的易水學派和河間學派分庭抗禮，金元四大家爭奇鬥艷，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而在針灸界，也產生了一位承前啟後的大師——竇默。
竇傑字漢卿，後更名竇默，早年師承王翁、李浩，後從謝憲子學習「伊洛性理之書」。歷任元世祖時昭文館大學士、太師等職，故又有「竇太師」之稱，累封魏國公，謚號文正。在元史中記載，「帝（忽必烈）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竇默以其高尚的品格，征服了元世祖忽必烈。除去可圈可點的政績和為官之道外，事實上竇默對於針灸的功績也是彪炳千古的，竇默對於針灸理論的各個領域都做出了突出貢獻。
竇漢卿像
學習針灸的人，鮮有不知道《標幽賦》的，短短的79句賦文，1318字，卻先後有元代王開、王國瑞，明代徐鳳、高武、楊繼洲、吳崑，以及清代李學川等諸多針灸名家，為此賦作注，足見此賦的學術價值和地位。此賦之所以名為「標幽」，是將針灸學中較為精深奧妙的理論通過歌賦的形式加以闡釋，讓後人能易學會用。由於《標幽賦》惜墨如金，字字璣珠，往往一兩句話對於後世的影響，就極其深遠。如「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見幽微，一時取一十二經之原始知要妙」，為子午流注針法的廣泛傳播，無疑做了很好的宣傳。正如他在朝廷的地位一樣，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亦足以興醫。對於取穴法，他也有自己的觀點，「大抵取穴之法，必有分寸，先審自意，次現肉分，或伸屈而得之，或平直而安定」，並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取五穴用一穴而必端，取三經用一經而可正」。意思是選用一個穴位就必須將該穴前後左右四穴都取好，以便根據五穴之間的相互關係來確定穴位，選用一條經脈，必須明確左右兩經的位置，這樣才能保證經脈的定位不偏不倚。此外，還介紹了他的取穴經驗「在陽部筋骨之側，陷下為真，在陰分卻膕之間，動脈相應」。這些至今仍然很好地指導著我們的臨床實踐。
八脈交會穴又稱「竇氏八穴」，因竇氏對該八穴的極力推祟而得名。竇氏在「流注八穴序」中說：「予少對嘗得其本於山人宋子華，以此術行於河淮間四十一年。起危篤患，隨手應者，豈勝數哉！予嗜此術，亦何啻伯倫之嗜酒也。」八穴特殊功效的發現，據竇氏序中所言，「是少室隱者所傳也」，可見是前人臨床經驗的結晶。竇氏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臨床實踐，不斷深化對八穴的認識，總結出八穴主治213證。如內關25證中包括九種心痛、心胸痞滿、中滿不快、吐逆不定、米谷不化、腹肋脹痛等症，至今仍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八穴分佈於四肢肘膝關節以下，分屬小包、牌、三焦、膽、小腸、膀胱、肺、腎八經，且與奇經八脈脈氣相通，臨證使用時主客相配，具有適應證廣、高效安全等特點，因而為後世針家所重視。竇氏在《標幽賦》中還對八穴的功效進行了高度的概括：「陽蹺、陽維並督帶，主肩背腰腿在表之病；陰蹺、陰維任衝脈，去心腹脅肋在裡之疑。」根據八穴與八脈的關係，將八穴分屬陰陽，分主表裡，分治經絡與臟腑，可謂提綱摯頓，故為後世所尊崇。
一個人的學術水平的高低，還體現在他的判斷力上。在《素問》遺篇中有《刺法論》一篇，據考證該文為宋代一個懂醫的道人所作，由於宋校正醫書局林億等人認為是後人托古偽作，不足為據，因此長期湮沒在故紙堆中。然而一篇文章學術價值的高低，並不取決於是不是古人的作品，該篇《刺法論》總結了宋以前的刺法，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竇默慧眼識珠，系統繼承，經過提煉，並且結合當時的刺法經驗，總結成為刺法的規範。其後明代各家又加以發揚，歷來談刺法者均不離乎此。
此外在腧穴理論方面，竇氏及其傳人留下了大量的經驗，體現在《玉龍經》、《楊氏家傳針經圖》、《竇太師秘傳》中，時至今日，當我們制訂《經穴主治》國家標準時，依然將其作為三支可靠文獻的一支。
所謂「下品司醫，中品司政，上品司天」，竇默以醫道名世，以政績流芳，亦可謂得道者矣！
黃帝內經素問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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