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經疏證》的作者鄒潤安（1790-1845））論藥常以《本經》記載的藥物主治為依據，深入到仲景使用該藥的各個方劑中去尋根究源，探尋其所適應的病機。故「每緣論藥，竟自論方，並成論病」，務必疏明藥性之所以然。其論阿膠者亦然。
據《本經》記載：阿膠味甘平，主心腹內崩勞極，灑灑如瘧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
首先，鄒潤安明確地提出了阿膠的主治功效或其所適用的病機是「能浚血之源，潔水之流」，這是其他的任何一位醫家所未曾講到的。
「浚」者，疏通也，疏導也；「潔」者，化濁為清也，使潔淨也。鄒氏認為，「所謂心腹內崩勞極，灑灑如瘧狀者」，皆因「生血之所，氣潰敗以不繼，血奔溢以難止，內則五臟之氣不凝，外則經絡之血不榮」，而阿膠「則仗其取肺所主之皮、腎所主之水，以火煎熬，融洽成膠，恰有合於膻中火、金、水相媾生血之義，導其源而暢其流，內以充臟腑，外以行脈絡也。」這就是說，阿膠的煉成，本身就與人身火、金、水相媾生血之義相似，故作藥則有同氣相求之妙。但它又不是直接補血的，而是治因「水濁於中（按：水濁皆因熱或撓動所致），則滓停於四畔及窪坎不流之處，所謂腰腹痛、四肢酸痛者」。他說，阿膠「取氣薰津灌之皮，假水火烹煉成膠，膠成之後，隨亦水消火熄。恰有合於澄水使清，各歸其所」。在此，鄒氏是用象思維來解釋藥性。由此看來，阿膠的功效，與其煉製的材料及過程有直接的密切的關係，這是不可不論及的。阿膠與其他天然藥材比較，的確有其特異之處。
其次，為了闡明阿膠要如何應用才能得當的問題，鄒潤安通過對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用有阿膠的諸多方劑，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鄒潤安自問自答：「何者為用阿膠確證？」緣渴乎？非也，「五苓散無阿膠，亦能治渴」，還有溫經湯證、黃連阿膠湯證、炙甘草湯證，皆不言渴。又為不得眠乎？亦非也，以梔子豉湯、酸棗仁湯皆可治失眠，但皆不用阿膠。他又問：「黃連阿膠湯證，無濕在中，何以用芩連？黃土湯證，無濕在中，何以用白朮、附子、甘草、黃土？」他認為，前者是由於「火燔於上，有濕不足以濟之」，後者是「濕鬱於上，有火不足以宣之」，故「阿膠隨芩連，是化陰以濟陽；隨術附是和陽以存陰」。
他還認為，仲景在鱉甲煎丸中用阿膠，是用它挽留（或防止）紫葳、牡丹、桃仁、蟲通血之過當；在薯蕷丸中用阿膠，是用它帶領（或疏導）四物湯等藥以和血。經云：人臥則血歸於肝。鄒氏認為，血不歸肝者有三種原因：一是肝血沽澀，二是血為火擾，三是有化血之物，停而不化，反致無血歸肝者也，此則為阿膠之所主。
《別錄》認為阿膠能「養肝氣」。鄒氏是這樣解釋的：肝藏血，血衰則肝家之氣失所戀而耗散；血復則氣得所養而充旺矣。
由於阿膠有益血之能，而血亦水屬。鄒氏認為「血是水之淳，水是血之漓。」他說：「血之病多在洩，洩則不流，化源反竭；水之病，多在停，停則不澤，反能生火。」如芎歸膠艾湯所治之胞阻，鱉甲煎丸所治之瘧母，溫經湯所治之少腹瘀血，大黃甘遂湯所治之血室瘀血，皆是治血不流而化源竭者。其用阿膠者，正「取千里伏流不潰不決之濟水，熬統護血肉之皮以成。皮者肺之合，火者心之合，水者腎之合。三合相聚，不正似血之化源乎？化源已續，斯瘀自行，瘀者行則決洩自止。」這一段講得太好了，尤其是最後一句話「化源已續，斯瘀自行」，為我們指出阿膠並非行血之品，它之所以能使「瘀自行」者，正在於它能浚血之源，使化源得續，所謂「導其源而暢其流」也。然而，他同時又特別強調，「阿膠之用，屬陰不虧而不化血者，不治血之化源竭也。倘中焦無汁可化，則非其所能任。」所以，在現代的中藥學講義上，一般也都認為脾胃虛弱及消化不良者不宜用之，這是與鄒氏所論相符合的。
鄒氏還指出：「水停而生火，則豬苓湯、黃連阿膠湯、炙甘草湯、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溫經湯，皆其治也。」阿膠在這些方中皆起一個潔源導流，即導液的作用。
總之，阿膠是我國古代先民在醫學上的一大貢獻與發明，從其製作材料及方法上都體現了古人的聰明智慧。鄒潤安從其中悟出了它所包涵與對應的病機，即阿膠的主治功能與特性。在歷代醫家對阿膠的論述中，都沒有鄒潤安講得那麼深透，那麼精闢。難怪清代名醫王孟英對鄒潤安的著作評價說：「鄒氏之書，疏經旨以證病機，俾古聖心源昭然若揭，不但有裨後學，足以壓倒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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