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潤安在《本經疏證》一書中，記錄了自己用含有人參的方劑（茯苓四逆湯、桂枝附子湯、理中湯）救治兩個危重症的醫案，這是在全書很少見的。他正是在對仲景所有含人參的方劑及其治證的剖析中，來探尋用人參之微旨的。
用人參除邪氣
人參的主治，《本經》一連用了8個動詞，即：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看來，其補益作用是很顯著的，故本草「十劑」云：「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屬是也。」
《別錄》對於人參「除邪氣」作了進一步的宣譯，即它認為：人參可「療腸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脅逆滿，霍亂，吐逆，調中，止消渴，通血脈，破堅積，令人不忘」。
鄒潤安指出，對於以上人參所主治的病症，在張仲景著作中皆分別有相對應的方劑，如：主「腸胃中冷」之茯苓四逆湯，吳茱萸湯、附子湯；主「心腹鼓痛」之大建中湯、理中湯；主「吐逆」之平薑黃連黃芩人參湯、麥門冬湯；主「調中」之半夏、生薑二瀉心湯、薯蕷丸；主「消渴」之白虎加人參湯；主「通血脈」之炙甘草湯、通脈四逆湯；主「破堅積」之鱉甲煎丸，等。以上相對應者，凡三十餘方，皆效驗昭著，人參「除邪氣」之功可謂大矣。這也說明仲景用藥，在處宗法《本經》，而又多方以調劑之，以發揮其最大功效。
辨人參之可用與不可用
對此，鄒潤安聯繫張仲景著作中諸方證來對此作了較詳的辨析。
1．有表證而邪正不分者不可用。
鄒氏引徐洄溪的話說：「疾病有分有合，合者，邪正並居，當專於攻散；分者，邪正相離，有虛有實。實處宜瀉，虛處宜補，一方之中，兼用無礙，且能相濟。」
以小柴胡湯證為例，其方後注有云：「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外有微熱」及「不渴」，都說明表證尚未解，邪氣尚混合不分，故當去人參。
2．表證已罷，內外皆熱，虛實難明者，尤不可用。
即是說，人參於熱盛而虛者可用，實者不可用。如白虎湯證之「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即不屬於虛證，故不用人參。又如小柴胡湯證，「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也是因為此時「邪聚於上不得洩越」（即不嘔），也不屬於虛，故不用人參。
3．表邪已化熱，邪正已分者，可用人參。
如白虎加人參湯證，仲景特別申明是「渴欲飲水，無表證」。鄒氏加以解釋說：「表證不渴，渴則風寒已化，邪正分矣。」雖然此時尚有「時時惡風」或「背微惡寒」，但它不是常常惡習風或遍身惡寒，說明表邪已經化熱，特尚未盡耳。
4．腸胃中冷、中氣不能自立者可用人參。
理中丸就是這種類型的代表方。鄒潤安說：凡用人參，必究病之自表自裡，「其不由表者，若霍亂之寒多，用理中丸，腹痛更加之，雖頭身疼痛，發熱，無所顧忌。」
再如桂枝人參湯證，表裡相混難分；黃連湯證，裡證寒熱難分。前者外熱內寒，後者上熱下寒，正因為其中氣不能自立，故寒熱各據一所而不相合，不相合則終必相離而使病情加劇。故兩方中皆須用人參之沖和煦育，調補中氣而使寒熱調和，起一個樞紐以應環中的作用。
5．脾胃虛弱，更觸邪氣之嘔必用人參。
鄒氏說：「嘔者用人參多，欲嘔者用人參少，是人參之治嘔有專長矣。」
人參色黃氣柔，味甘微苦，惟甘故補益中宮，唯苦故於虛中去邪。故無論寒邪熱邪之盛，或病後陰虛陽虛，皆可用人參治嘔。如大病差後，喜唾，胃上有寒，宜理中丸；又「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正因為人參之氣沖和而性渾厚，「能入陰化陽，故入寒涼隊中則調中止渴，入溫熱隊中則益氣定逆也」。
6．諸藥之需協調平衡而使藥力齊者當用人參。
比如在烏梅丸、竹葉石膏湯、溫經湯、薯蕷丸和侯氏黑散等方中，或以寒藥為君，或用寒藥甚多，或以熱藥為君，或補瀉錯雜，或收散並行，然而諸方中若「非人參則其力不齊，而互相違拗者有之矣」。再如九痛丸之亦用人參者，則在於方中狼牙、巴豆皆非常用之品，且有毒，「乃使跋扈者將兵，而以純厚長者監之之術。
總之，鄒潤安認為，人參為陰中之陽（其草背陽向陰，不喜風日，即由其生長環境使然），其力厚，其性醇，色黃味甘，故首入脾，次入肺，次入腎，次入肝，次入心，愈傳效愈著，所謂「主補五臟」也。「其入氣藥中，則合和而生氣；入血藥中，則歸陰而化氣；入風藥中，則所至而布氣」。既使它在處方中有時不屬於君藥，或用量亦不多，但它在方中所起的協調、平衡、監製等作用絕不可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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