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醫學的學術思想體系將人體內外在環境看成是一個整體，將疾病看成是一個過程，將邪正兩方看成互為消長的兩種物質力量。故爾它有整體性、有辯證性，既具有原則性又具有靈話性，強調一般亦強調特殊。醫療的目的就是使機體因疾病出現的不平衡經過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使不平衡歸於平衡，這就有一個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問題，有特殊亦有一般，所以平滿是相對的。在更多的情況下其目的是尋找具體的病、具體的病人的平衡，靈活性、具體分析對待是更為重要的。
在這裡病機是一個關鍵，在滿理的原則下其變動趨勢過程轉歸等就是病機。亦即病的機動靈活變化。對於醫生掌握預後，進行因勢利導或控制分化等以達到治療的目的。亦有時要經過一段合理的治療或等待，以冀其病機的出現。當然病機可以是向有利於患者的方面進展，亦可以向不利的方面進展，可以瞬息即變，亦可以長時間固定不變，所以認識處理亦就都有不同。雖然病機變動不居，疾病與個體亦有很大的差異，但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取得不同病人的機體相對的平衡狀態。固然診斷和辨證是重要的，但以言更深入的認識病證、認識我們手下治療每個具體的病人和病證，無疑病機是更為重要的。但是，由於脈學自《脈經》以來，對於脈象主病基本上只是以脈「列」病（列證）的方法，並沒有使脈法在整個辨證的方法中合理地予以運用，最重要的是在病機問題上脈診幾乎沒有發揮作用的餘地，其原因在於《脈經》以來是以脈為主體列出有關病證，而不是在整個辨證中使用脈診，就是因為這個變換角度，對診斷辨證有影響、對窺測、掌衡、等待病機做疾病機轉的控制上影響更大。
由於病機是認識和處理疾病的精詣，所以亦就更好地體現了診斷、辨證、病因、病理的內容，在辨析疾病的問題上，仲景書的提法是「辨某某病脈證並治」，說明脈是辨析疾病的一個重要手段。但今天的提法只剩下「辨證論治」四個字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當然今天的辨證中仍包括脈診，但脈診是以脈列病的形式配合於整個辨證之中的。這不應當是合理的。故爾在論述了一般的脈象主病以後，有必要對於脈象的變動與病證的機理問題加以論述，只有在這方面引起注意，總結以往取得發展，才衡把脈法在整個辨證中放到應有的位置上，使脈法在主病上真正得到進展，使辨證的方法得到進一步的充實。
自從《脈經》問世以後，無疑的脈學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亦被世人給以新的重視的高度。但是《脈經》在著作中卻有一個方向上的問題，就是它只從脈的角度上論述主病，卻沒有在另一個方面亦就是從病的方面論述脈，尤其是用脈和證結合起來分析認識疾病辨證的各種有關內容，如診斷、辨證、病因、病理、病位等，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以窺測病機，取得對疾病更為深入的認識和治療上的主動。儘管《脈經》以前在脈法上是主要的內容，但《脈經》以脈為主列出病證，就使古代主要是《內經》、仲景時代的平脈辨證以認識疾病提供治法的方法發生了某種變化，有使脈和證分成兩個系列的趨勢，即一個是《脈經》以前以疾病脈證合在一起的單系列的形式，一個是《脈經》以後的以脈列病和脈書以外書籍的以病列證的兩個系列的形式。當然在醫生診治疾病時，這兩個系列一般是同時使用的，但只是配合對號失掉了統一的精神和方法，使脈法走向僵化固定的道路，使病證的認識亦趨向簡單化，後入總是自認不如仲景這亦是主要原因之一。
由於後來用的是以脈列病證的方法，於是就形成脈證對號、脈病對號，在最為重要的問題上亦就是將脈在診斷辨證上用「活」，從而獲取病機的方法和內容卻逐漸失揮了，後人除了複述《內經》、仲景的舊說以外，一般受兩個系列的影響而無所作為。脈法成為專門之學以後，對脈的性質的認識在深人的同時亦趨於固定。脈法就是以各脈的性質與相應的病證配合，即所謂主病，所以在分析病機中活的利用脈象的情況很少得到應用和研究發展。到明清之際才有入發表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意見和經驗等，但無疑是在接近中斷的狀態延長了很長的時期以後，人們的態度對此好像是自己的新發現似的，形成脈學發展中的一個波折，明清人對這方面的認識和見解雖然很多是有價值的，但認識卻不夠系統，亦多不夠深入，只作為診斷體會或變例、特殊情況或發現等等提供出來，使本來應當是脈法在主病問題上的主要內容，成為了別解、異論或新奇、高奧和一般不易領會和掌握的東西了。成了「高論」這面然是後世脈學的一個新進展，但連做出成績的人恐怕亦不理解這種問題的歷史過程和背景等等。
脈象的變動與病證機理的問題，是脈學發展中的一個波折複雜的問題，它沒有在整個脈學發展中得到正常的發展，它是不平衡的，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脈診的意義最終是診斷辨證，尤其是通過脈證的綜合分析，將辨證形成活的東西，具有辨證意義的內容，但它的歷史發展過程卻不盡如此，對此需要進行歷史的回顧及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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