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歷史最遠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它是我國歷史文化長河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中醫的魅力與光輝並不僅僅來源於她神奇的療效和獨特的理論體系，還有就是歷代中醫大家們身上閃爍著人性光輝的醫德！醫德的發展是與醫術一起發展，傳承至今的。縱觀古今中醫各家，大凡有所建樹者，無一不是德藝雙馨之醫家，他們用自己的言行舉止詮釋著醫乃仁術，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衛著醫道尊嚴！我們從以下五位相對具有代表性的醫家中便能淺析出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醫德內涵。
孫思邈：患者如至親，同行勿相輕
唐代名醫藥王孫思邈不但熱愛中醫，而且喜好經史佛老之學。他認為「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冤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這是何等高尚的醫德，何等景仰的修為。在孫思邈所言中，我們明顯地感受到他視患者如至親的接診態度。我想這裡面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醫學是一門救人的學問，醫生是一個救人的職業，如果你不把患者視為至親，那麼你何以會竭盡全力地去進行救治而心底無私呢？其二，我們的收入來源於患者，從這個層面上理解，患者無疑堪稱我們醫務工作者的衣食父母。
葛洪：讓貧困低薪階層輕鬆廉價地用藥
晉代名醫葛洪鑒於以往「諸家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貧家野居所能立辦」的情況，決心「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見，葛洪作為一名醫生是很關注貧困、低薪階層人民的，能針對他們的具體情況，從他們的經濟利益出發，不辭勞苦，編著成《肘後備急方》，裡面的方藥物美價廉，文字樸實易懂，從現在的角度看也不失為一本家庭用藥手冊。這種處處為方便貧苦患者著想的精神很值得我們讚許。
喻昌：對患者誠心、耐心，患者才會與你交心
醫患關係不和諧的因素有很多，醫生為患者診療時誠心不足、耐心不夠，而造成患者及其家屬對醫生有戒備甚至敵對心理的情況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雖然患者有時在接受醫生診療期間會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和醫生配合，但是明代名醫喻昌認為，「然敬設誠致問，明告以如此則善，如彼則敗，誰甘死亡，而不降心以從耶？」「此宜委屈開導，如對君父，未可飄然自外也。」從喻昌所言中，我們不難看出，對病人如果誠心，盡責任，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耐心地為病人服務，病人怎麼可能不與你交心，不配合你工作呢？所以在自身修養方面，行醫之人應該好好領會喻昌之言的深意！
吳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豈因禍福趨避之
明朝末年，戰爭連綿，災荒不斷，疫病流行。崇禎辛巳（公元1641年），山東、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疫情猖獗，延門闔戶，感染者往往相率倒斃。一般醫者以傷寒論治，難以取效。「不死於病，乃死於醫」，身處那種情況下的吳有性認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方，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吳氏因此系統地鑽研古代醫書，認為歷代醫書研究溫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膽設想，深入觀察，「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結合臨床實踐經驗編寫了《瘟疫論》，成為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繼《傷寒論》之後又一部論述急性外感傳染病的專著，在外感病學及傳染病學領域均佔有重要的地位。吳氏的醫學成就與其不顧個人安危，親臨疫區尋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奮不顧身地為患者著想的精神與舉動是分不開的！在他看來，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為有利於患者便行，怎麼能夠因為自己的福禍而左右探求為民療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謂：苟利患者生死矣，豈因禍福趨避之！
徐大椿：名醫不可為，偽醫尤可憎
世人都只看到名醫的光環與偉大，卻很少知曉名醫的難處。孰不知學醫難，行醫更難，做名醫尤其難。這裡的「難」不僅是說成為名醫的過程艱難，而是如徐大椿所言：凡求治於名醫者「必病勢危篤，近醫束手，舉家以為危，然後求之」，「其病必遷延日久，屢易醫家，廣試藥石，一誤再誤，病情數變，已成壞症」。可見病人及患者家屬對名醫所寄予的希望很大，要求很高，有的病雖然遷延日久，但若經過積極救治還能轉危為安，但是很多患者被一些庸醫折騰過久，即便華佗再世，也束手無策！然而病家常常又不會理性看待，甚至責怨名醫。徐氏以上所言便是告誡名醫不可過高地看待自己，名醫說到底是人而不是仙，同時也是對患者及其家屬們的肺腑之言。名醫如此，普通的醫生更應該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徐氏所言名醫也諷指一些徒有虛名的「名醫」，他直言道：「獲虛名之時醫，到處誤人病家反雲此人治之而不愈，是命也。有殺人之實而無殺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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