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針灸的發展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中華大地在經歷了輝煌的唐朝以後，接踵而至的是戰火頻仍的五代十國，「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終於在公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宋王朝，並很快統一了全國，結束了混亂局面。為鞏固封建統治，宋王朝實行了文治，隨著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科技的進步也就有了發展的土壤。此外，北宋的帝王和士大夫都對醫藥有著濃厚的興趣，注重對醫學書籍的收集和整理。《宋書》記載，宋太祖趙匡胤能用艾為人治病，「太宗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而宋太宗趙光義對醫藥的興趣則更為濃烈，據他在《太平聖惠方?御制序》中自稱「朕昔日潛邸，求集名方、異術、玄針，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餘首」。而當時的文人雅客也多對醫藥饒有興趣，如著名科學家沈括集有《良方》，後來增入蘇軾之方，合稱《蘇沈良方》，在當時甚至有「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的說法，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宋朝的針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宋太祖於開寶六年（973年）下詔命醫官劉翰等整理本草文獻，於次年修訂完善，成為宋代第一部本草學規範。公元981年，即太平興國六年，宋太宗向全國頒布了「訪求醫書詔」。詔令中採用了多種獎勵辦法，鼓勵人們獻書。例如詔書規定：
「宜令諸路轉運使，遍指揮使所轄州府，應士庶家有前代醫書，並許詣闕進納。凡二百卷以上者，無出身與出身，已任職官者亦予遷轉。不及二百卷，優給緡錢償之。有詣闕進醫書者，並許乘傳，仍縣次續食。」
也就是說，凡是藏有前代醫書者，不問出身，都可以直接向宮廷獻書。獻書在200卷以上的，平民可以授予官職，有官職的可以陞遷。獻書不及200卷的，則給予優厚的報酬。對於親自上京獻書者，沿途地方政府必須提供交通工具和膳食。但是，這種訪書不是官府強行徵集，因為詔令還規定：「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
此次訪書，為醫學巨著《太平聖惠方》打下了紮實的文獻基礎，同時也為此後的各種醫書的編修提供了便利。
古代醫家歷來針藥並重，在政府組織編修了藥書、方書之後，針灸「明堂」的整理工作必不可少。而當時的情況是，唐政府曾多次組織修訂的針灸經典《黃帝明堂經》已不存，雖經宋太宗詔令訪書，仍未求得。在這種情況下，宋仁宗於天聖年間，命醫官王惟一主持編修一部針灸腧穴典籍。王惟一奉詔在總結《黃帝內經》、《難經》的基礎上．參以各家之見及個人經驗。撰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並附《穴腧都數》一卷考訂詳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文圖相兼，對統一當時經絡、腧穴的不同說法和考訂經絡、腧穴、主治等頗有意義。翰林學士夏統在序文中嘗謂「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厲石……定偃側於人形，正分寸於腧募，增古今之救驗，刊日相之破漏。」這說明王氏對撰寫該書是十分審慎的，堪稱我國針灸史上繼晉唐之後的又一次總結。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編成以後，宋仁宗認為「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形，復令創鑄銅人為式。」於是，王惟一等人科學計算，精密設計，於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成功地鑄造了兩具與一般人身等高的針灸銅人。
天聖石碑拓片
據南宋《齊東野語》載：「以精銅為之，臟腑無一不具。其外腧穴則以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混然全身。蓋舊都用之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析寸，按穴試針，中穴則針入而汞出，稍差則針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
針灸銅人的鑄造是我國醫學史上的偉大創舉。它將平面圖譜，進而轉化成三維模型，開創了直觀化針灸教學的先例，為發展針灸學及其教育做出了獨特貢獻，後世多仿照重鑄過多次針灸銅人。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官方的參與對於學術的發展的巨大作用，修標準，刻石碑，鑄銅人，如此浩大的工程，非國家大力支持不能行，並且，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於今之為政者，或有裨益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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