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經方不傳之秘在於量」，「古方之妙，全在藥量」。在使用經方時，正確處理好方藥劑量與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關係，是提升中醫療效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於危重疑難病症的辨治，應用經方時，藥物的劑量一定要與病證相合，當重則重，否則，難以取得明顯療效。特別是對於峻藥，更應當認證準確，胸有定見，放膽投用，才能起沉痾大證，當然，這個認證準確，胸有定見，是基於對《傷寒論》理法方藥的透徹理解和掌握之上的。
近現代傷寒大家范中林和吳佩衡，皆是善用經方的臨床實力派醫家，他們都擅長應用大劑量的附子辨治危重病證，常常一次用量就多達上百克，甚至幾百克，很多急危重症，往往因附子的用量奇大而藥到病除，人稱他們「范附子」、「吳附子」。民國時期中西醫結合大家張錫純，也是一位傷寒大家，以善用重量石膏而著稱，他辨治陽明實熱熾盛者，常常重用至200克以上，不少頑症因藥量奇大而豁然痊癒，人稱「張石膏」。同時代的另一位北京名醫陸仲安常常以重用黃芪而著稱，曾辨治腎炎水腫，黃芪用至300克，有「陸黃芪」之稱。當代臨床家李可老中醫創製的有效名方「破格救心湯」，救治心繫重證的主要特點就是重用附子。李老治療重症，如救治心力衰竭、呼吸、循環衰竭等，為啟動真陽，回陽救逆，附子用量常常在100克以上，挽救了不少急危重症及疑難病患者。
實際上，幾千年來，中醫發展核心問題之一就是量效關係。《傷寒論》經方藥量按漢代度量衡測算是比較大的，漢代一斤約為現在的250克，一兩約為現在的15.625克，附子大者1枚約30克，中者1枚約15克，半夏1升約為現在的130克，柴胡半斤約為現在的124克。常言道，經方藥簡效宏，實際上，效宏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藥量較大。
我們應用經方，雖然不是按照原方藥量，但也不能用量過小。應用經方，藥量的大小要根據疾病的具體情況，還要結合病人的體質狀況而定，因為存在個體差異，每一個患者的具體情況是不同的，需用多大量全憑辨證。如果該用重時而用得少，那麼將會杯水車薪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從而延誤病情，因為對急危重症，只有重劑才能起沉痾，挽狂瀾於頃刻。該用輕量時反而濫用重量，會適得其反。
所以，筆者認為，應用經方的用藥定量原則是：用藥如用兵，藥量必依證。參考經方法，結合個體定。也就是說用藥劑量的釐定，一是要依據病證情況，按照《傷寒論》的理法來全面考量，除選准方劑外，藥量的多少對療效也是至關重要的。二是具體定量還要考慮個體差異，權衡患者體質是否能承受得住較大的劑量。總之，一切在於既要有療效，又要避免副作用，做到藥量輕重適宜。
病案舉例：
宛某某，男，74歲。胸悶氣喘、咳嗽、咳痰伴乏力3年，加重1月餘，2009年10月29日初診。
患者有慢支，肺氣腫，肺心病心力衰竭病史。經常咳嗽、咳痰，動則胸悶氣喘，每遇感冒、寒冷，或稍重活動時即加重。1月前因感冒發熱未及時治療而加重，誘發咳嗽、咳痰，繼之胸悶心慌氣喘並漸加重，夜間更甚，倚息不能平臥，去市某醫院診為慢性阻塞性肺炎，肺心病心力衰竭、心功能IV級，肺部感染。住院給予強心、利尿和抗感染等治療10餘天，由於長期使用各類抗生素，已造成多種抗生素耐藥，因而療效不明顯。診見：精神疲憊，乏力，痛苦病容，陣發性咳嗽，咳白黏痰，胸悶氣喘，動輒尤甚，夜間加重，無寒熱，無汗，無口苦、口乾，腹稍脹滿，納差，寐差，雙側踝部輕度水腫。舌淡暗，舌體胖嫩，苔白膩滑，脈沉細數。證屬少陰太陰合病挾飲。方擬麻黃細辛附子湯、四逆湯、小青龍湯三方合方化裁：炮附子30克（先煎1小時），乾薑30克，麻黃15克，細辛15克，桂枝15克，白芍15克，炙甘草15克，五味子15克，清半夏30克，茯苓30克，肉桂粉6克（沖服）。4劑，日1劑水煎分3次服。
二診：咳嗽、咳痰減輕，仍睏倦乏力，胸悶氣喘，倚息不能平臥。考慮扶陽力度過小，在上方基礎上：將炮附子（先煎1小時）、乾薑各加至45克，炙甘草加至30克，加山萸肉60克，繼服4劑。
三診：精神漸好，胸悶氣喘減輕，踝部輕度水腫消失，繼續扶陽祛寒，滌化水飲，上方又加減繼服12劑，其間，炮附子最大量用至75克，乾薑最大量用至60克，諸症基本消失，已能外出鍛煉身體，停服湯劑，囑以桂附地黃丸口服以鞏固療效。
按：此患者素體久病陽虛，又感寒發病，治不得法，陽虛日漸加重，終至表裡俱虛寒，水飲內結上逆。陽衰是該案的病機關鍵，回陽固本之藥必須量大才能獲效。所以，應用經方治療重證，既要辨准方證，緊抓病機，方證相應，又要重視方藥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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