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把一切生命的異常狀況——自覺痛苦和他覺異常，都看成是疾病的表現。異常的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也屬於生命的異常，是病機的外在表現。
各種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的病機意義，只能是通過臨床對許許多多具體就診病人的辨證論治，並對辨證論治療效進行分析，形成具有生命時空關聯性的規律認識，才能夠融入中醫理論。
如果我們不重視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把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結果排斥在症狀之外，以為只有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而沒有自覺症狀，辨證論治就「無證可辨」，那就誤解了辨證論治。
「指標」也是病機的外在表現
《素問·陰陽應像大論》立「治病必求於本」之說，《素問·至真要大論》確立症狀到病機的邏輯規範，《傷寒論》把病機性質判斷的臨床形式稱之為「證」，幾千年的中醫臨床，就把病機作為治療目標，因人、因時、因地地進行辨證論治，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發展了各具特色的病機學說，如李東垣的《脾胃論》，葉天士的《溫熱論》，唐容川的《血證論》等。用明代李中梓的話說，就是具有「與時皆行」（《醫宗必讀·古今元氣不同論》）的先進性。
僅僅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沒有其他症狀，就會增加臨床辨證論治的困難，但這並不是「無證可辨」。中醫把一切生命的異常狀況——自覺痛苦和他覺異常，都看成是疾病的表現。異常的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也屬於生命的異常，是病機的外在表現。早在20年前，就有人明確提出了「微觀辨證」的問題，即把異常的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當成感知到的疾病現象，作為「辨證求機」的客觀對象。也就是說，「微觀辨證」研究的就是指標、影像等異常實驗室結果的病機規律；也只有對指標、影像等異常的實驗室結果的病機性質做出判斷，中醫的治療目標才能明確。
用「辨證論治」把「指標」融入中醫理論
醫學的目的，在於治療疾病，實現「形與神俱，盡終其天年」，如果不能把握現實條件下的病機規律，不能形成現實條件下的理法方藥的病機邏輯對應，就無法解決臨床疾病。而在把握病機的過程中，張仲景首先旗幟鮮明地反對「各承家技，始終順舊」，強調實事求是地「觀其脈證」，客觀真實地「知犯何逆」。現在的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同樣應該遵循「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的邏輯規範，即從臨床實際出發，將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與就診病人的生命實際聯繫起來，與時空環境聯繫起來，實事求是地進行辨證論治。
證候病機的個體真實性，是辨證論治的基本要求。只有做到個體真實，證候病機的每一次判斷都具有生命可靠性，才有「效如桴鼓」的可能。在這樣的臨床理念指導下，各種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的病機意義，只能是通過臨床對許許多多具體就診病人的辨證論治，並對辨證論治療效進行分析，形成具有生命時空關聯性的規律認識，才能夠融入中醫理論，為辨證論治提供指導。如果像西醫的大樣本那樣研究，統一設計、統一治療規範、排除個體誤差，統計學處理，得到的結論就不具備中醫的生命客觀可靠性。
要像古人那樣「與時皆行」
隨著實驗手段的發展，實驗室的觀察會越來越精細，新的指標和影像會層出不窮，我們要像古人那樣「與時皆行」，就需要認識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的病機意義，將其納入理法方藥的邏輯軌道。
在現實醫療條件下，如果我們不重視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把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結果排斥在症狀之外，以為只有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而沒有自覺症狀，辨證論治就「無證可辨」，那就誤解了辨證論治。同樣，把可感知的症狀直接作為「隨證治之」的治療目標，同樣是曲解了辨證論治。
病案舉例
2009年7月20日，筆者曾治療一位張姓男患者，53歲。數年前體檢發現血壓140~130/115~110mmHg，服西藥降壓至今，血壓始終在這個水平波動。就診時脈沉細，舌淡紅，苔薄白。平素應酬太多，時常飲酒熬夜。考慮到酒體陰而氣辛竄，不僅傷肝血而且耗元氣，加上熬夜傷陽，初步考慮為肝氣虛寒之證，遂予附片15克，黃芪30克，當歸15克，白芍15克，郁金20克，陳皮15克，茯苓15克。3劑，水煎服。囑隨時檢測血壓，逐步減少西藥。7月23日複診：血壓105/78mmHg，守方繼服。8月24日，其妻代診曰：服藥21劑，西藥停服近20天，血壓完全正常，精神好。病人又續服半月後停藥，至今一直正常。
從臨床看，高血壓的病機性質是複雜的，有外邪困束，有氣血虧虛，有肝郁失和等等，肝陽上亢只是可能發生的一種，就診病人的具體病機性質，必須從就診病人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客觀地進行病機分析。
脂肪肝也是現在十分常見的一種疾病，很多病人沒有什麼自覺症狀，如果結合病人的嗜好、體型、稟賦、性格，結合病人實際的生活狀況、環境心態等進行分析，病機性質的判斷還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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