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維一體才是中醫完整的辨治體系

辨證論治、辨病論治、審因論治和對症治療,是四種有著不同內涵的辨治方法,雖互有區別,卻互相聯繫,是對病人的一個問題,或者互相影響的幾個問題,從不同角度採取的不同方法,四者誰也代替不了誰,所以叫「四維一體」。

由於中醫理論的特殊性,辨證論治更能體現中醫特色,突出辨證論治特色無疑也是正確的。但保持特色與「四維一體」不矛盾,中醫發展了,才有特色可言。

用中醫理論對現代檢查指標進行整理總結,賦予這些檢查指標中醫學含義,有意識地從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中汲取營養,充實四診內容,不斷豐富辨治理論,才是中醫人的職責所在。

最近,有些文章提出辨證論治的種種局限性,從學術角度講,這有利於中醫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筆者認為,中醫辨治疾病不止辨證論治這一種方法,還有與辨證論治具有並列關係、並且同樣常用的辨病論治、審因論治、對症治療三種辨治方法,「四維一體」才是中醫辨治體系的全部內涵。「全能」的辨證論治和「無能」的辨證論治兩種認識都是不正確的。

辨病論治

有病始有證,豈可捨病談證

著名中醫學家方藥中在辨證論治專書《辨證論治研究七講》中說:「由於近代中醫不少人強調『辨證』,不太重視『辨病』,因此,現代不少同志對中醫的病名已經不太熟悉。」並表列中醫病名近二百個,認為中西醫的辨病雖不一樣,但都有辨病論治。《趙錫武醫療經驗》說:「辨證不能離開病之本質……有病始有證,而證必附於病,若捨病談證,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在臨床上,有時僅用辨證論治,會有「盲人摸象」之感,如病毒性乙型肝炎,是有明確原因的具體的疾病,有人統計中醫證型幾十種,中醫病名十幾個,若對一個病人,僅僅用中醫一個證型進行表述,難以理清頭緒。再如中醫的頭痛、吐血、眩暈、吞酸、耳鳴、不寐、狂證等疾病,都有肝火上炎證,西醫的膽囊炎、肝炎、陰囊炎、膀胱炎、前列腺增生症等病,都有中醫肝膽濕熱證,但不同的病,其病因、轉歸、預後會有不同,因此,用藥也不會完全相同。可見,臨床辨證論治有時離不開辨病論治。

審因論治

證同而因不同,治當各異

《素問·征四失論》曰:「治病不問其始……何病能中。」《素問·至真要大論》言:「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神農本草經》說:「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可見古人非常重視病因學治療。

如血虛證,可由思慮過度、勞倦內傷、脾胃素虛、久病失養,或失血過多諸種原因引起,就失血而言,也有咯血、吐血、便血、月經過多等原因的不同,不會有哪個中醫治療血虛證不根據病因只根據證候處方用藥。對濕熱證的治療,葉天士說「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既然辨證論治,濕與熱當同等對待,為什麼以祛濕為先,為什麼濕祛則熱孤,當有了審因論治的意識後,才體會到「六氣皆可化火」的意義,因濕郁化熱,濕久化熱而形成濕熱證,自然也理解了「治病必求於本」的臨床意義。對於肝郁脾虛證亦然,若因肝氣鬱滯,疏洩條達失職而「木不疏土」,或肝氣橫逆侮脾「木旺侮土」,當以疏肝解郁為主;若因脾氣先虛,而後繼發肝郁,所謂的「土虛木克」,當以健脾、補脾為先。證雖同而因不同,若不審因,豈能求全效?一個合格的中醫應是既能辨證論治又會審因論治。

對症治療

雖為權宜之法,但必不可少

臨床上,我們面對的是有病的人,無論是中醫證候或中醫、西醫的病名,都是人的主觀思維對疾病現象進行區分的「符號」。對於病人來說,最大願望和要求是盡快解除自身的痛苦症狀。有些症狀不一定是疾病或證候中的主要症狀,卻是病人的主要痛苦。這時,醫生首要重視和關注的,就是對症治療。《靈樞·病本》所言:「大小不利治其標。」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典型的對症治療。《傷寒論》101條的「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的「證」,有時是指「症狀」的,如318條四逆散的方後註:「咳者,加五味子、乾薑」,「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理解為對症治療一點兒也不為過。對於晚期癌症病人,病因清楚,病名確切,證候清晰,我們卻無能為力,無論中醫或西醫,對症治療當為首選。但對症治療僅是治標之法,有時雖會有立竿見影之效,須權衡病、證而後為之。

論及張仲景奠鼎辨證論治,都引用「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作為依據。可經考證,古人無「症」字,「證」與「症」相通,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症」指症狀,「證」指證候。況且一直到現在,中醫的病名與症狀仍然混用,把仲景一個「證」字認為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證候」未必是正確的。

四維一體

中醫實踐的具體要求和基本要求

張仲景臨床也並非只是辨證論治,僅舉《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並治》為例。張仲景認為,「黃家所得,從濕得之」,所以「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這是審因論治的體現,一直到現在,祛濕法仍然是治療黃疸的主要方法之一,只不過在方法上已非利小便一端。對於「諸黃,豬膏發煎主之」,「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後人多用以方測證來推斷其證候,張仲景的想法未必會那麼複雜,古人對問題多以直覺為主,理解為辨病論治會更切合實際。「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一條,當是對於酒疸伴「心中熱」的對症治療,臨床上,「吐之」不可能使酒疸痊癒;對於「黃疸病,……噦者,小半夏湯主之」一條,後人有認為是「和胃治黃」法,實際也是典型的對症治療,因「噦」只是黃疸的伴發症,臨床上單獨應用小半夏湯對於黃疸也不可能奏效,《金匱要略心典》有言:「非小半夏能治疸也。」可見張仲景辨治疾病不是僅用辨證論治一法。

由於辨證論治、辨病論治、審因論治和對症治療,是四種有著不同內涵的辨治方法,雖互有區別,卻互相聯繫,不可能孤立存在,不能截然分開,是對病人的一個問題,或者互相影響的幾個問題,從不同角度採取的不同方法,四者誰也代替不了誰,沒有主次之分,沒有層次高低之別,所以叫「四維一體」。

「四維一體」有機結合的辨治模式,才構成了真實完整的中醫辨治體系,才體現出中醫辨治體系的全部內涵。有時僅用辨證無辨病,治療猶如隔靴搔癢;有時僅有辨證不審因,有悖「治病求本」;有時僅有辨證,不進行對症治療,會使病人失去信心。「四維一體」辨治也是對中醫實踐的具體要求和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因為中醫理論的特殊性,辨證論治更能體現中醫特色,突出辨證論治特色無疑也是正確的。但保持特色與「四維一體」不矛盾,中醫發展了,才有特色可言。

借鑒西醫

豐富辨治理論,提高療效的需要

無論運用哪種辨治方法,都要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獲取診斷資料,現代醫療手段發現了疾病,患者沒有症狀、體征,我們叫做「無證可辨」,這成為質疑辨證論治的焦點。分析一下中醫發展史,中醫四診的體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漸總結,逐步形成的。舌診雖源於《內經》,僅記載有簡單的舌象表現,至1341年元·杜清碧《傷寒金鏡錄》第一部舌診專書問世,到1920年曹炳章的專著《彩圖辨舌指南》,完整系統的舌診理論才逐步形成。切脈法首載於《內經》,至晉·王叔和《脈經》始建立專門的脈學系統理論,明代李時珍《瀕湖脈學》逐漸使脈學得到普及和發展。

古人沒有顯微鏡、X線機、磁共振,用中醫理論進行整理總結,賦予這些檢查指標中醫學含義,有意識地、廣泛地從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中汲取營養,充實四診內容,不斷豐富辨治理論,提高臨床診斷水平和療效,才是中醫人的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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