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海(1846一1897)，字容川，四川省彭州市三邑鎮人。16歲為秀才，23歲開始鑽研醫學，24歲著成《醫柄》一書，後又著成《醫學一見能》。同治12年，因父患血證多方求治無效後，開始潛心探索血證，經過11年時間寫成《血證論》，集血證診治之大成，創止、消、寧、補之要法，「實事實理，有憑有驗」，可謂精闢獨到，至今仍為臨床醫家診治血證所遵循。此書一出，「名聞三蜀」、「聲譽遠播」。光緒11年，《血證論》成書後的第二年，唐宗海39歲時中舉，其後遊學江南，醫術揚名於滬，每有疑證問者，輒應如響，人俱驚為神奇，光緒14年，中三甲進士，授禮部主事，奉母赴京後醫名大噪，譽滿京華。後寓滬上，當西學東進時，他認識到西醫、中醫各有所長，力主匯通中西，釐正醫道。便以中國古代醫學理論為基礎，吸取西醫解剖學生理學知識，撰成《中西匯通醫經精義》二卷，光緒18年(公元1892年)刊印出版，成為中國醫學「中西匯通」先驅者，遊學廣東時，《本草問答》和《金匱要略淺注補正》二書相繼問世。光緒20年（公元1894年），《傷寒論淺注補正》刊行。以上四書，加上《血證論》，輯成叢書《中西匯通醫書五種》刊出，行銷國內外，醫名遠播印支和南洋等地，光緒22年（公元1896年），清廷授其廣西來賓知縣職。翌年，扶母柩返川遇川東疫病流行，染病回家，不幸辭世，終年5l歲。唐宗海作為一代名醫和中國早期中西醫結合的傑出代表，不僅醫術精良，而且醫學著述頗豐，除《醫易通說》、《六經方正中西通解》、《痢症三字決》等書外，猶以《中西匯通醫書五種》著稱於世。其好友劉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稱讚他「活人有奇術」，《清史稿》將他列名記述。
唐宗海對於血的生理功能以及運行情況的論述，多從陰陽水火氣血立論，從氣血的相互關係進行說明。他認為，陰陽是萬物之本，在人身之中。陰陽的具體所指，即是水火，即是氣血。氣生於血，血生於氣，陽氣與陰血之間相互滋生。水火氣血的關係，—方面強調其相互對恃，同時亦強調其相互維繫。故在治療氣血水火的病變時，唐氏主張治血調氣，調和陰陽。氣血水火之間的協調，尚依賴脾土以為樞紐。他認為，人身之氣雖根於腎中，但需依賴脾胃水谷之精微下輸於腎，而後才能化氣而升清降濁。對於血證的病機，他認為常見的血證不外兩大類，—類是血液溢於體外，如吐血、咳血、鼻衄、唾血等，一類為各種瘀血、蓄血等。血證的發生與臟腑有著密切的關係，又與人身氣機運行、火熱協迫、瘀血阻滯等有關。具體而言，影響血證出現的主要病機，除臟腑功能失常之外，還應注意以下三個方面。一者氣機阻逆，血隨氣行，多見血證。二者火熱熾盛，迫血妄行。三者瘀血阻絡，血失常道。因此，唐氏對血證病機的探討，重視臟腑，抓住氣滯、血瘀、火熱之間的關係。在臟腑病機中，除結合氣滯、氣逆、血瘀、火熱之外，又重視氣虛不攝的方面，使血證病機歸納得十分得當，為該病的正確治療，奠定了基礎。
他認為，判斷血證的輕重緩急，預後善惡至關重要。血證死生的關鍵，主要在於氣的運行是否正常。一般而言，吐血而不發熱者，易愈。吐血而不咳逆者，易愈。血證病人，大便不溏者猶有轉機，可用滋陰之藥，以養陰配陽。若大便溏洩，是脾氣下陷，中流已無砥柱，則血因火而上越，氣失守而下脫，上越下脫，其危重可知。此外，血證患者脈不數者易治，以其氣尚平。若脈數者難治，以其氣太疾。若脈象浮大革數而無根者，為虛陽無依。若脈象沉細澀數而不緩者，為真陰損失，皆為難治。若有一絲緩象，尚可挽回。若無緩象，或兼代數，則成不治死證。所有這些脈象，都是反映陰血受傷，而陽氣無歸，所以為難治。若陰血傷而陽氣不浮越者，脈雖虛微遲弱，亦不難治。但用溫補，無不回生。總之，陽虛、氣虛者尚易治，惟陰虛氣不得附者為難治。因為血傷而氣不傷者，即以氣之不傷，而知其血尚未盡損，故氣猶有所歸附，而其病亦易愈。
唐氏通過多種血證的治療，摸索出血證治療的四大法則，即「止血」、「消瘀」、「寧血」、「補血」四者。凡遇突然出血，在治療時，首先應當使用止血之法。否則，血液溢出不止，會導致血脫氣耗，產生不良後果。血證患者血止之後，其必然要有離經之血而未排出體外，這些血液留於人體之中，則形成瘀血。這些瘀血的停聚，成為人體致病的重要因素。或壅而發熱，或變而成癆，或形成結瘕，或使氣血阻滯不通而刺痛，等等。還可以因瘀產生其他多種變證，甚至使新血不能正常運行，而再次出血。為了免除這些後患，唐氏主張於止血之後，應當消瘀，故將消瘀作為血證治療的第二法。待血止瘀消之後，在數日或數十日之間，為防止血液再次潮動，須選用方藥使血液得以安寧，故將寧血法作為血證治療的第三法。血證患者，出血之後，其血必虛。血虛者其陰亦不足，陰者陽之守，陰虛則陽無所附，血虛則氣無所依，亦可因之而虧。因此在血證後期，其血已止，亦未留瘀，而運用寧血法之後又無再次出血之顧慮，惟留下人體正氣之虛衰，唐氏主張此時當用補血之法。
唐宗海於學術上頗有創見。一方面，他十分重視中醫經典著作的學習，於血證深入探討，頗有成就。另一方面，由於當時西方醫學的傳入，他試圖以西醫理論來解釋祖國醫學，進行中西醫理論的匯通，雖然限於歷史條件、科學水平，未有成就，但其革新、發展的思想是可貴的。其血證治療的經驗和原則，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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