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訣》問題經過幾百年的學術討論和爭議涉及了文獻辨偽，學術討論，普及提高等方面，到明代中後葉總算得到了解決，但學術是要發展的要前進的，它向來不會停留在某一個里程上，因此這時就出現了如盧子繇等人的古脈法的研究。如果說《脈訣》、《脈經》之辨與李時珍，李中梓等人著歌訣形式的脈書是為了普及，那麼古脈訣的研究就應當算是一種提高吧。
在這時對子提高的工作亦具備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條件，除去前面所說的《脈訣》問題得到解決的基本條件以外，這時《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的窪疏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的進展。考徵古學聯繫實學的學風亦由楊慎、方以智等人的方法和成就起到了推動作用，所以在這時由像盧子繇這樣的具有高水平的學者兼醫家在他著成《本草乖雅半偈》、《傷寒金錍》、《金匱摩索》之後，又對古脈法進行研究而寫作《學古診則》，確是具有學術意義和時代意義的。他「獨采《內經》之徵言，參以越人、仲景之說薈萃成書」，無疑地在斷以己意時是寫進了他自己的學術主張和新進展。我們知道內、難、仲景的脈法並不完全一歌，但他的著作（前半部，因為後半部不完整）是「縱橫錯綜，俱有條貫」的，這就說明他亦是以古說來引出自己的見解以發展學術的。
古脈學的提出它的標幟與口號都是對後世亦即王叔和以來的脈訣採取不承認或不滿足的態度的。這表面上看是像做復古的工作，實際是在謀求脈學的新發展，盧氏之書是在他晚年雙目皆瞽的不幸條件下未能完成的著作，後半部原稿是散亂不整的，如天假以年沒有目疾是會做出更為重大貢獻的，同時期的張景岳等人雖然亦算是深於《內經》諸書，但對脈法採取古今兼收並蓄的態度，故而似是而非之處不少，比之盧氏的識見是遠遠不及的，等而下之就更不在話下了。日本人丹波元簡氏的《脈學輯要》只是不承認三關分主臟腑，其根據是不見於內難仲景之書。對於這點廖平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予難古今論脈之書，其不背古而最適用者、惟日本《脈學輯要》其書用二十七脈舊名，專診寸口，雖沿《難經》、《偽脈經》（廖氏以《脈經》前五卷為偽）之說，然不分兩手，不以寸關尺分三都，則鐵中像錚，自唐以後無此作矣。予力復古法，以祛晚近之誤，他脈書程度太淺，不足以勞筆墨，惟此編不以脈定病，與兩手分六臟腑之診。」可見丹渡氏的否定後世脈法還是有限度的。
至於清末的廖平見及從日本傳回的《太紊》，對古脈法的方法、內容等更有所依據，於是一意復古，雖然在發掘整理上作出成績，但亦有「想當然爾」之說，與不易為之主張，但筆像犀利論議詳瞻對古脈法的研究作出一定貢獻，對後世脈法亦作出了無情的攻擊，對於今後脈學向更高更深領域的像索無疑是會有重大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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