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德，即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是醫務人員在醫務活動中的職業心理素質、職業精神品質和職業傳統習慣，是以善惡標準評價醫務人員品質和依靠社會輿論、內在信念、傳統習慣來調整醫患之間、醫務人員之間、醫務人員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總和。醫德是伴隨著醫學的形成、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
中醫醫德的源頭應從遠古算起。伏羲冒著生命危險「嘗味百草而制九針，以拯天柱」;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二毒，以療民疾」。這些雖屬傳說，但也完全可以佐證隨著中華先民最初醫療實踐活動的開展，即有一種「為療民疾」而不懼艱險的樸素醫德相伴而生。到了春秋戰國至漢代，《黃帝內經》十八卷的問世，不僅宣告了中醫理論體系的確立，同時也使中醫醫德有了最早的文字表述和闡釋。《黃帝內經》概括、總結了當時人們對醫德的認識，一是重視人的生命價值，指出「天復地載，萬物備悉，莫貴於人」，「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二是指出醫生應具備醫德，必須「濟群生」，為廣大的患者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
漢至唐時期是中醫醫德快速發展並形成完整體系的極為重要的時期。西漢湖南郴州人蘇耽以自家院中井水、橘葉救治為瘟疫所困的平民百姓;三國民間醫生董奉居於廬山之下，為人治病分文不取，但求病癒者栽種杏樹，然後再用「杏子換谷」以救濟窮人，從而成就了中醫史上「橘井泉香、杏林春暖」的千古佳話。特別是東漢醫聖張仲景、初唐藥王孫思邈，更是「身行言傳」，為中醫醫德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張仲景「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棄官從醫，「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寫了《傷寒論》、《金匱要略》等醫學巨著，並在《傷寒論·序》中嚴厲批評那些浮躁、不負責任甚至惡劣的醫療作風，大力倡導和推崇嚴謹的治醫治學精神;孫思邈淡泊名利，無慾無求，勤奮誠篤，終生不輟，在取得卓越醫學成就的同時，寫成《千金要方·大醫精誠》，較系統、全面、深刻地論述了醫生必須恪守的道德準則，從而成為醫學史上醫德思想集大成者。孫氏對醫生提出的以「精誠」為要，尊重生命、仁善博愛、一視同仁、勤奮不倦、精求醫術、專心敬業、嚴肅穩重、廉潔勇毅等要求，基本上涵蓋了一名醫者應具備的品格和素質，是醫務人員必須遵循的基本醫德規範。孫思邈之後，中醫醫德歷經諸多醫家繼承、踐行和發揚而更趨完備。南宋《小兒衛生總微方論》中的《醫工論》;明代張景岳《談謬論》、《醫療小道記》，龔廷賢的《萬病回春》，繆希雍的《視醫五則》，李梃的《習醫規格》等著作都從不同的角度對中醫醫德進行了補充和完善，同時也湧現出了「以活人為心，不記宿怨，拯救仇家小孩生命」的萬密齋(明代名醫)，「在半夜不顧天黑路難，親往病家詢問白天所開處方藥效」的趙貞觀(明代名醫趙獻可之子)，「經常收留貧苦患者在家免費治療，而病癒始令歸」的沈又彭(清代醫家)，「每晚都要檢查當日新開處方，如發現不妥即派人找到病家予以糾正」的現代名醫施今墨等許多醫德楷模和典範，為廣大醫者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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