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醫藥文化也絢麗紛呈，醫藥學思維活躍，內外交流頻繁，出現空前昌盛的局面。在醫學取得長足進步的時候，醫德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醫德的發展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巢元方(生卒年代不詳)、孫思邈(公元581—682年)、鑒真(公元698—763年)和王燾(生卒年代不祥)等。唐代的孫思邈不但繼承了我國古代醫德思想，並且搜集整理並精心加工構思，編著成了集古代醫德之大成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而且進一步發展了我國古代的醫德思想並使之逐漸系統化，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特別在其著作中的「大醫精誠」和「大醫習業」兩篇中，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學醫的目的、獻身精神、服務態度、學習態度、品德修養等醫德問題。他強調醫家必須具備「精」和「誠」。「精」指精湛的醫術;「誠」指高尚的醫德。他明確指出學醫人首先要有仁愛的「大慈惻隱之心」、「好生之德」，對病人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只有具備「精」和「誠」的醫家才是「大醫」，即高尚而優秀的醫家。而孫思邈就是一個被歷史上醫家所推崇的「精誠大醫」。
在宋代，一方面是傳統醫德的活動內容更加豐富和規範化;另一方面，隨著醫學科學發展的需要，又建立了許多新的醫德觀念。如人體解剖研究的觀念，法醫檢驗的道德觀念，倡導優生的生命質量觀念，環境衛生建設的道德觀念等。這些新醫德觀念的建立，對傳統醫德有突破和新的發展。此外，張杲的《醫說》、寇宗爽的《醫家八要》篇、林逋的《省心錄·論醫》、陳自明(約1190—1270年)的《婦人大全良方》、南宋時的《醫工論》等著作中，對醫德規範均有具體和詳細的論述，反映了在這個時期我國醫學的醫德規範、醫德教育和醫德理論已日臻完善。
金元時期，醫學界出現了學派爭鳴的局面，充分體現了學術上勇於創新的精神。這時期的醫學界出現了四大學派，即寒涼派劉完素(約1120—1200年);攻下派張從正(約1156—1228年);補元派李杲(1180—1251年);養陰派朱震亨(1281—1358年)。這四大派各樹一幟，他們勇於突破舊的學說，提出新的學術見解，對推動醫學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的醫德除了繼承「濟世救人」的傳統外，突出表現為：關心人民疾苦，熱心救治，不計名利和圖報的道德風尚和從實際出發著書立論、遵古不泥古、探索爭鳴的創新精神，以及熱衷醫業、勤求博采、勇於實踐、反對巫醫騙術的科學態度和作風。如劉完素認為，「醫道以濟世為良，而愈病為善。」用什麼去評價一個醫生的醫道和醫德呢?根本一點就是醫療效果——濟世和愈病。他在《保命集·原道論》中說：「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養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則修短壽夭皆自人為」。從中闡明了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由「天數命定」的道理。這種尊重人的尊嚴、尊重人的價值的思想就是人道主義精神，也是醫學人道主義的一個新發展。劉完素在自己的醫療實踐中具體體現了這種醫學人道主義思想。傳說有一次，他在河北保定遇見一路出殯人群，路人說死者是一個因難產而剛死的婦女。他停下來仔細察看了從棺中流出的鮮血，認定該婦女尚未死亡，當即求其家屬打開棺材。他首先給此婦女在誦泉穴針灸，婦人即開始甦醒，漸有生氣，繼而又針灸合谷、至陰二穴，結果腹中胎兒產下，母子再生。這就是關於劉完素「一針救二命」的民間傳說。
經過隋唐宋元這四個朝代，我國中醫醫德的發展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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