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中醫學校

1930年代中期以前,是民國中醫學校辦學的高潮,但戰事一起,學校無不受到衝擊。但各地中醫藥界人士仍想方設法利用條件,堅持辦學。

上海各校孤島辦學

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英勇的中國軍隊抗擊日軍數月,後來不幸陷落。不過由於上海租界在外國管治之下,暫時未受波及,成為避難之所,當時都有「孤島」之稱。當時,不少中醫學校遷入孤島,堅持辦學,繼續培養醫學人才。

戰亂初起,辦學最久的上海中醫學院即通知學生改到租界的珊家園開學,不久又搬到國醫大廈,同時附設的華隆醫院也位於法租界內。在戰亂中該校仍保持了200多人的規模。當時的辦學條件艱難,全賴院長丁濟萬獨力支撐,何時希回憶:「尤可佩者為院長丁濟萬師,當日寇縱橫之際,雖各地人口散滬,又值災亂,疾病蜂起,丁師醫務鼎盛,然中醫學院先由老西門遷至天津路,又遷成都路,物價騰漲,教師俱是同學及弟子行,都不便為生活而啟齒,然不能不為及時調整薪水……而求無不應,此誠作育人才之苦志,及體貼人情之慷慨,試思1938--1945年八年間,獨立支撐,艱辛竭蹶,諸同事亦共濟同舟,休戚與共,此種辦學精神,值得大書一筆,以存歷史。」

另一所中醫學校上海中國醫學院,在原閘北的校舍失陷後,不久也在租界也擇地恢復辦學。並且規模也逐漸壯大。但學校也存在經費問題,合資主辦者馬問我、朱文明等人因經費不足,將學生們交納的學費和食宿費分掉,院長秦伯未憤而辭職,學生頻頻集會抗議。1940年5月,由該校畢業生組成的中國醫學院畢業同學會以吳克潛為首組成「中國醫學院護校委員會」,代理學院的各項行政工作,後朱鶴皋受邀出任院長,積極籌集經費,整頓院務。雖然條件簡陋,有時甚至要在天井搭帳篷上課,但終究能維持辦學不輟。

另一間上海新中國醫學院在朱小南主持下也在租界堅持了下來,朱小南在為畢業生致辭時說:「吾人生不逢辰,罹茲多難。興邦之責,所在攸歸。……諸生研習醫學,與其侷促於孤島,曷若效力於後方。蓋值此大戰孔殷之時,各地災黎遍野,疾病尤多,醫藥救護,確實需人。誠能決心奔赴,定供不應求。」(《新中國醫學院第三屈畢業紀念刊序》)鼓勵學生到後方效力。

除了老校,孤島時期還有時逸人先生新辦的復興中醫專科學校,張贊臣創辦的上海國醫專修學校等。

廣東與香港堅持聯合辦學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廣州眾多中醫學校流散到香港,有部分繼續辦學,其中以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規模較大。因為該校本來就是香港與廣州兩地藥商聯合創辦的,兩地校董各佔一半。儘管該校在廣州的學校和醫院所有設施均損失殆盡,但到港的教員和學生不少,港方校董認為學校就此中輟的話太過可惜,於是慨然負擔經費,著手在港復校。當時租得跑馬地禮頓道37號為校址,是年1939年3月開始復課。學校不但招回流散學生,允許已屆畢業同學補考,還招收新生。學校並增設全免費、半免費學額數十名,學校指出:「當地國難時期,莘莘學子,多從內地而來,而港幣與國幣之比率,相去甚遠,以目前徵費折合國幣,殊令人咋舌,是以一般青年雖有向學之心,而無繳費之力,望門興歎者比比者。我校此舉,是不啻予貧苦學子以深造之良機也。」這全賴港方藥商經費支持。學校採取靈活辦學機制,招收各類插班生,學制仍為五年。此外又特招旁聽生,凡有醫學常識者,不限年齡,不拘性別,均可投考,修業以一年為限。該校復課後,「新舊同學,負笈而來者,至為踴躍。人數雖稍遜於從前,而教授與同學間之感情,研究者與指導者之懇摯,實所罕覯。蓋當此抗建時期,學者固欲學成致用,而教者亦欲為國育材也。」

醫學校須有實習場所,加上「難胞之來港,以地土關係,常易染病,求醫購藥,所費不貲,中下之家,張羅匪易」,於是港方藥商出資設立贈醫處,設內、外、傷科,由學校教師擔任診症,同學輪值到所實習,每日求診者達百數十人,「如是則學生之獲益固多,而造福難胞亦不淺也」。

然而好景不長,1941年12月,日軍攻陷香港,學校再度停辦。但校董們矢志辦學之心不渝,1944年計劃到戰時廣東省會韶關復課。可惜6月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連克河南、湖南,韶關告急,政府部門及民眾緊急疏散。復課之舉告停,抗戰勝利後才回廣州復校。

四川國醫學院後方育英才

四川國醫學院的前身是1925年益中醫學講習所(後改名四川中醫學院、四川醫學院),1936年起由中央國醫館四川省分館主辦,改名中央國醫館四川省分館國醫學院。學校原址在成都何公巷,後遷興禪寺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作為大後方的四川雖未淪陷,但也不時遭遇日機轟炸,於是學院遷至成都郊外的元覺庵。

在戰時艱難的條件下,學校搭草房辦學,學生宿舍、教室、辦公室均設林中。師生不畏艱苦,刻苦學習,學校也名師薈萃,有李斯熾講《金匱》,承淡安授針灸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中醫彭子益在該院開設中醫系統學課程,這是其他學校所無的。彭子益清末在太醫院當醫師,清亡後,受閻錫山聘請他到太原講學,開始形成他的「中醫系統學」思想,後來到南京中央國醫館任職並開辦研究班,南京淪陷後回雲南開辦兩期中醫系統學特別研究班,進一步完善理論,據載他「口講指授,罄其蘊而後已,猶不自滿。假敵機襲省垣,身外物不顧,獨於講稿珍之若性命。暇輒力加修改,期於至當,為滇醫界樹百年大計」。最終到四川教學期間,彭子益完成該書的系統著述。1940年他在四川國醫學院定稿時說:「系統的古中醫學一書……於民國八年,受太原中醫改進研究會聘充理事並系統學教授後編成以上各篇。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經陳立夫先生函薦,中央國醫館焦易堂館長聘充本館編審委員會系統學專任委員。兼附設特別研究班系統學教授,本班新舊同學,一致贊成。繼於昆明、成都教授時,又有增修……以競全功焉。」

四川國醫學院還設有簡易診療所,並定時在臨近場鎮茶館裡擺攤應診,免費為群眾治病。在抗戰期間,該校共畢業五屆學生122人,1945年該校暫告停辦。後來1946年再復辦到1949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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