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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辨病機、識證候、立治法、處方藥，理法方藥一體，以理統法，以法統方，以方統藥的辨證論治過程是中醫學的傳統思維模式，這也代表當前主流中醫學的觀點。但也有學者撰文指出，辨證論治作為中醫的定性特徵和中心地位的確立只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事，意即中醫學並非辨證論治一脈傳承至今，可能還存在其他的思維模式。
「方證學」是仲景學說的核心
對《傷寒雜病論》這部經典著作的認識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歷代研究、註解《傷寒論》的著作極為豐富，但都或多或少受傷寒學派代表成無己的《註解傷寒論》的影響，其著作《註解傷寒論》開創了以醫經解經方，以《內經》注《傷寒》的先河，對後世研究《傷寒論》的影響極大，並且這種影響一直持續至今。因此，目前認為，「六經辨證論傷寒，臟腑辨證論雜病」，這是業內對《傷寒雜病論》這部經典所形成的專家共識，且認為該書分若干條目，每條先介紹臨床表現，然後根據病理分析認定為某種證，最後根據證提出治法與處方用藥，《傷寒論》以外感病為主，《金匱要略》以內傷雜病為主，兩者共同為中醫辨證論治建立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成為歷代醫家辨證論治的楷模。即認為辨證論治是其核心所在，且由其構建的辨證體系有六經辨證體系、八綱辨證體系、臟腑辨證體系和經絡辨證體系，由其確立的治則有既病防變、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調整陰陽、調理氣血、調理臟腑和三因制宜等，具體治法則有表裡同病先表後裡或表裡雙解或表病急則急當救表，裡病急則急當救裡，少陽證禁汗禁吐禁下而只宜和解，顧陽氣，護津液等。
但是歷史上也有學者對上述研習思路持有不同的觀點。清代柯琴、徐靈胎等醫家不落窠臼，獨闢蹊徑，力倡方證對應，主張《傷寒論》的類方研究，一改以往以經解經、隨文敷衍之風，別開生面，醫學風氣為之一振。柯琴從《傷寒論》原文中發現有太陽證、桂枝證、柴胡證等詞，所以採用篇以證名，證因類聚，方隨附之體例重新編排，「將仲景書校正而註疏之，分篇匯論，挈其大綱，詳其細目」，「俾仲景之精微奧妙，躍然心目之間」，並認為「雖非仲景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徐靈胎認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應用不爽，此從流溯源之法，病無遁形矣」，在《傷寒論類方》中將《傷寒論》重新編排並分為桂枝湯類、麻黃湯類等十二類，「每類先定主方，即以同類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復一一註明，條分而縷析之，隨以論中用此方之證，列於方後，而更發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讀者於病情藥性，一目顯然，不論從何經來，從何經去，而見證施治，與仲景之旨，無不吻合」。
新中國成立以後，業內學者逐漸認識到方證對應與辨證論治的區別與聯繫，經方研究重新受到關注，以葉橘泉、江爾遜、胡希恕、黃煌、朱邦賢等為代表的中醫學者致力於經方研究，臨證時大力弘揚方證對應，認為「方證學」是仲景學說的核心，是中醫學的主要特色，「方劑辨證」是執簡馭繁的方法。我們通過重新溫習經典，發現其實在《傷寒雜病論》等中醫古籍中還蘊藏著另外一種辨證體系，即方證對應的方證體系。方證對應是指方劑與其用方指征或者適應症的契合對應。這與辨證論治的思維過程有聯繫而不雷同。
當前存在一種認識傾向，即認為方證對應與辨證論治本質相同，即辨證論治所辨別的是證候，是病機，而方證對應是方劑與證候的對應，也是辨別證候，兩者臨床思維過程一致。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對方證對應中「證」字的內涵的認識不同，一字之誤，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鑒於此，筆者試將方證對應中「證」字的內涵略述如下。
方證之「證」以證據為內涵
證，原為「證」、「証」字，在《說文解字》中前者訓為「告也」，後者訓為「諫也」，「今俗以[FS:PAGE]証為證驗字」，有證據、證明、驗證義。《傷寒論》中有「辨××病脈證並治」，《金匱要略》中也有「××病脈證」，其中的證就是診治疾病的證據指征(即客觀的徵象表現，而非抽像的概念)。證據即為方證對應中「證」的原始內涵，證據包括症狀體征、疾病和體質三方面內容，其中疾病和體質是對症狀體征的進一步延伸。
中醫學對疾病的認識並沒有從微觀角度探討其病理機制，而是以一種司外揣內、以象測髒的宏觀視角來分析，即根據疾病外在表現來推測臟腑的虛實寒熱;對藥物功效的認識同樣沒有著眼於微觀作用靶點，而是從疾病外在表現的改善與否入手。正如馮世倫教授撰文所說「症狀反應是經方辨證的主要依據」(《中國中醫藥報》2010年11月24日4版)。
方證對應思想認為，方藥的使用均要有很嚴格的證據作支持，有是證則用是方，無是證則去是藥。「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若兼見「項背強幾幾，反汗出惡風者」，則變成了桂枝加葛根湯證，若兼見「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則又變成了桂枝加附子湯證，若「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則又變成了桂枝去芍葯湯證……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是使用桂枝湯的證據，在此基礎上，多一症狀則加一味藥，少一症狀則減一味藥，方藥與症狀體征之間嚴格契合對應。方藥治病猶如矢之中的，如果說方藥是箭矢的話，那麼疾病的症狀體征就是應矢之的，正如徐靈胎所言「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金匱要略心典·序》)。因此，宏觀可見的症狀體征是中醫學方證對應的治療用藥靶向，也是其治病依據所在。
在某些疾病中，一些症狀體征是確診某疾病的特徵症和必見症，臨證時可以直接抓住該特徵症而針對疾病用方，這可能就是專病專方專藥的由來。以黃疸證治為例，不論其為陰黃陽黃，熱重於濕或濕重於熱，其所治方藥大多不離茵陳，如茵陳蒿湯、茵陳五苓散、茵陳四逆湯、梔子柏皮湯加茵陳，由此可見茵陳為退黃要藥，黃疸這一疾病即為茵陳的主治依據。再如白頭翁為治療「熱利下重」專藥，金錢草為治療淋證專藥等。
另外，固定的症狀體征也常規律性地出現於某種體質類型中，臨證時可以直接針對體質用方。如日本漢醫森道伯先生《漢方一貫堂醫學》根據患者不同臨床表現，將人的體質分為瘀血證體質、髒毒證體質和解毒證體質，並分別以通導散、防風通聖散、柴胡清肝散、荊芥連翹湯、龍膽瀉肝湯進行施治，以達到改善體質、治療疾病目的。如瘀血證體質常見於婦女，其特徵有形體肥胖，顏面發紅，指甲多呈紅色或暗紅色，脈象多細而實;腹診多可觸及到兩側腹直肌強烈拘攣，且以右側及上腹部明顯，亦有僅見腹部膨滿者;容易出現頭痛、頭重、眩暈、上逆、耳鳴、肩凝、動悸、便秘等。這種體質的人易患腦溢血、半身不遂、動脈硬化、肝病、痔疾、神經性疾患、泌尿生殖器疾患、闌尾炎、心臟病等。臨證以通導散方(《萬病回春》通導散加枳實)作為調治該體質主方。如果將症狀體征的作用靶向作進一步延伸，則可以認為疾病和體質也是方證對應的證據內涵所在。因此，方證對應的臨床論治也就有對症狀體徵用藥、對疾病用藥和對體質用藥三個層次。
以方藥使用的客觀證據作為方證對應中「證」的原始科學內涵，這與將「證」定義為疾病某一階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關係，並把病機意義上的「證」(如脾虛證、腎虛證)作為用藥的依據憑證有所不同。前者可以擺脫是一方對應一證，一方對應多證還是一證對應多方的爭論，更切用於臨床實際需要。以吳茱萸湯證為例，本方原文主治「食谷欲嘔者，屬陽明也」，「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乾嘔，吐涎沫，頭痛」，如果從證據角度來看則一目瞭然，[FS:PAGE]不論病在何經，吐、利、手足厥冷、煩躁、頭痛均是使用吳茱萸湯的重要指征。
方證具有診斷治療的統一性
認識疾病在於辨證，而治療疾病則在於用方。臨證時尋找方藥與證之間的特殊對應關係，即方證和藥證，是取效關鍵。
方證，即是運用方劑的依據憑證，如桂枝湯方證、小青龍湯方證等。中醫學的嚴謹、科學、規範與可重複即體現為其方藥的使用證據是極其客觀明確而具體的，面對同一個病人，排除醫生的主觀因素(如查體仔細程度)外，一般都能得出同一個方證結論，這說明「方證」相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應疾病的本質屬性。方證既是一個診斷學概念，又是一個治療學概念，具有診斷治療統一性。臨證只要見到「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的麻黃湯證，即可投麻黃湯進行治療，因此，只要診斷為某方證，就一定有相應的方。而證是辨證論治思維的基本診斷單元，只是一個診斷學概念，臨證見到氣短乏力、納少便溏等症狀，雖然可診斷為脾氣虛證，但是治療脾氣虛時，還需另行選擇具有益氣健脾功效的方藥。
藥證，即是運用藥物的依據憑證，源於《傷寒論》中「柴胡證」、「桂枝證」等詞。如項背強幾幾而兼有大便偏稀是葛根證;心下悸、頭暈是茯苓證;吐下之後，內傷脾胃，氣液不足的心下痞、心下支結、噁心嘔吐、噫氣、下利是人參生薑大棗證等。由於方劑是由每一味藥物組成，因此藥證又是構成方證的基礎，在辨方證的同時還要辨別具體藥證以期藥證相符。以半夏瀉心湯為例，原文主治「傷寒五六日……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其中「心下痞」、「但滿而不痛」、「嘔」、「腸鳴」是其辨證要點。若從藥證分析，按照《傷寒論》用藥習慣，刷牙嘔心，或嘔心呃逆(即「嘔」)，舌苔膩是半夏證;不能飲冷，食後或嘔吐，或胃中脹滿，大便偏稀屬寒者(即「腸鳴」)是乾薑證;「心下痞」，舌質紅是黃連證;心下痞、口苦是黃芩證;吐瀉後的體液丟失是人參證;攣急疼痛是大棗證;胃中不適導致的煩躁急迫症是甘草證。若主訴心下痞而兼見平素大便干結，則患者很有可能就不是半夏瀉心湯證，因為方中乾薑、黃連有導致大便變干的功效。
以方證、藥證為診斷形式、診斷最小單元的診治思路，與辨證論治所強調的證候診斷過程尚有區別，至於具體方證對應診療思維的具體過[FS:CONTENT_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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