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士德語區數家報紙同時刊登了一篇題為《中醫實際就是一個藝術產品》，文中認為中醫「不可能是一個整體醫學」並質疑中醫國際化戰略等觀點，在當地引起了負面影響。文章作者是德國一位名為文樹德的漢學家，他曾把《黃帝內經素問》和《難經》翻譯成了英文。對此文，全國政協委員、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王旭東予以回應。
文樹德教授與我曾經有過交集，上世紀九十年代曾有短暫的書信交往，記得他在某年春節還給我寄來過賀卡。對於一個歐洲人，潛心研究中國傳統醫學，其精神令人感佩，我一直對此公甚有好感。
關於文教授的觀點，我無法簡單地以「贊同」或「反對」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文教授論述的某些看法符合歷史，也反映了現實，因此會引起了我的一些共鳴。但文教授畢竟是西方人，研究中醫的時間再長，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難免有疏漏之處，其中有較多帶有誤導性質的言論，給西方人士對中醫的認識造成偏見，導致錯誤的結論。
中醫不是藝術品
對於文教授文章的標題《中醫實際就是一個藝術產品》，不知道是不是德文與中文翻譯之間有歧義？文教授如果真的將中醫視為藝術品，這顯然不像是浸淫漢學數十年的專家說出來的話。藝術品是供人觀賞，點綴生活，產生美感和精神享受的產品，基本上沒有實用性。但是中醫卻不然，它最大的功能便是實用，能用來解除人類的痛苦，提供健康服務，治療疾病。相信大量的歐洲人都是通過看病才結識中醫的。在中醫的思想裡，確實有藝術性的表達，有文學作品的誇張和修飾，但其核心成分卻是實用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這些肯定不是用藝術品「觀賞和點綴功能」所能涵蓋的。
中醫不是政治的產物
中國到底有沒有一個「委員會」，負責將中醫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原理摘除出去？中醫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一種『藝術品』」？我認為文教授說這樣的話，如果不是政治偏見，那一定是孤陋寡聞，甚至是將臆想或猜測當作結論。這種說法會給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傳遞一個虛假的信息，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用政治權利干涉學術研究，強制篡改傳統文化。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
現代人的知識結構與古人不同，在紛繁多樣的中醫遺產中提取精華，加以規範，成為可供教學的教材，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因作者的思想、立場、閱歷、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影響到現代中醫著作的表述，尤其是在中國的「文革」期間，中醫教材中出現過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比附中醫思想的現象。但是，這畢竟是短暫的，不能因此就認為「現在的中醫只是『和現代科學醫藥相結合』的很小的一部分」。文教授文章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糟蹋了博大精深的中醫。
此外，文教授還無端猜忌和懷疑在歐洲的中國醫師，他說：「在中國能夠掙到比國外更多的錢，因此除了政治或者世界觀的原因，中醫沒有理由出國從業」，這就讓人更加懷疑，文教授發表這些言論的動機。我自己在歐洲工作過較長時間，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政治原因，更不明白所謂的「世界觀」指的是什麼？難道文教授在暗示：去國外行醫的都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
中醫國際化 不僅僅中國在做
文樹德教授認為：「中國借此（指中醫）出口價值數百萬的藥材」、「中國現在投資大筆資金將中醫打入國際市場是一種戰略，上世紀80年代後期有關中醫的討論進入較高的政治層面，柏林牆倒塌之後，中國投資數百萬支持一個所謂的波恩項目，在上海附近和歐洲建立一個國際中醫中心，主要目的就是打開市場」；他強調：「相互學習是醫學進步的基礎，但是中國這種務必讓中醫國際化、同時還要將其控制在手的策略是問題的所在。」字裡行間，充滿政治指責的意味。
中醫藥國際化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這不是我們硬要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友鄰，而是有著非常現實的背景：首先，在全球性回歸大自然的今天，中醫藥的簡便高效，較少醫源性副作用，是彌補現代醫學不足、解決現代生物醫學嚴重缺陷的優秀理論和技術；其次，純天然藥物是繼化學藥物、生物製藥、基因工程類藥品之後最具發展前景的藥物。天然藥物因無明顯毒副作用，在治療局部疾病的同時，能明顯地調節人體的免疫功能，給藥途徑方便，價格低廉等優勢，廣泛地受到世界各國的青睞，受到製藥企業的推崇。因中藥等天然藥物研發成本低，研發週期短，研發成功概率高，藥品利潤空間大，市場發展前景好，已成為一塊誘人的奶酪。這就是「中醫藥國際化」的大背景，就連文教授自己也說：「西方人對於中醫還是心懷某種信任的。」
至於「中醫藥國際化」作為一種戰略，不僅僅只是中國在做，整個西方更是摩拳擦掌，金鼓齊鳴，爭搶這塊巨大的蛋糕。
近年來，世界各國（包括歐洲國家）以資源佔有為目的，將中醫藥國際化作為一場資源爭奪戰來打，世界前10強的醫藥集團紛紛進入中國本土，利用中醫處方、中國工人、中國原料，製成洋中藥（或功能性食品）攫取高額利潤；如日本將中國的「六神丸」改製成「救心丹」，每年銷售額高達1億多美元。我國迄今卻沒有一個中成藥能以處方藥名義進入歐美等國主流醫藥市場。同時，西方人紛紛在我國境內搶注中藥專利，將中國人祖先傳下來的中藥方劑裝進自己的腰包。
在爭奪我國資源的同時，西方人設置技術壁壘，阻止我國的中醫藥進入國際市場，如2004年《歐盟傳統藥品法案》規定，自2011年5月起「對歐盟市場出口藥品的生產廠家必須通過歐盟的《藥品生產質量管理準則》，出口藥品的質量必須符合歐盟藥典標準，歐盟的進口商必須辦理藥品進口許可證」等條款，是否符合歐盟藥典標準，必須通過檢測、註冊，而每種草藥的註冊費高達100多萬人民幣。此外，法國、日本、韓國都紛紛爭奪各種中醫藥技術標準，至少也要在聲勢上搶得先機。
面對這種局面，文教授卻在責備中國的「中醫藥國際化戰略」，到底出於什麼目的？
中醫的整體思想不容懷疑
文樹德表示：「直至17世紀，無論是在歐洲還是中國，人生病的原因只有兩個，上帝和魔鬼」，這句話對歐洲來說沒有問題，但是中國而言，卻是無視歷史的，抑或是無知。文教授既然翻譯了《黃帝內經》，那肯定知道2000多年前的《黃帝內經》已經提出了生病的原因是「風、寒、暑、濕、燥、火」，是「蟲獸、金刃、房室」，是「喜、怒、憂、思」等。
漢學家文樹德研究中醫20餘年，卻認為中醫「不可能是一個整體醫學」。報道的譯文是：「從18世紀開始，西方認識到工作、居住和環境條件都有可能引起疾病。而中醫在沒有外科，病源體分析和心理治療的情況下，不可能是一個整體醫學。」
誕生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的《黃帝內經》，凝煉著前輩的睿智思想和偉大發現。其中最偉大的成就，是給後代留下了獨特的具有整體特徵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模式，構建了另類的價值觀念。因為中國古人在當時工具條件匱乏的情況下，只能以「整體」的立場去認知。一頭牛在農民眼裡是耕地的工具，而在屠夫眼裡只是一堆肉和骨頭。一個人患病，中醫和西醫的解釋截然不同，中醫認為是「人」病了，西方卻認為是「器官、組織、細胞」病了。可見，中醫的整體認知方式對於當今世界以「唯科學」判定是非的認知方式和價值觀念而言，不諦是認識世界的另一雙眼睛。
再者，說中醫沒有外科、病原體分析、心理治療，都是無視史實的不實之詞。漢代華佗的手術外科，隋代《諸病源候論》中的戰傷外科；晉隋時期以尿甜認識糖尿病、「疥蟲」引發疥瘡等病原微生物知識；從《黃帝內經》到金元時期《儒門事親》中心理治療案例等，都是有力證明。
文教授還認為，「2000年以前中醫實際上有兩條不同理論並存，一個是二元論理論，就是將所有現象分成二、四、六或者十二個種類；而另一個理論則將一種現象分成5種類別，根據這一理論人的身體是由4~6個臟腑構成，而根據另一種理論人體則由5個臟腑構成。中國人似乎並不在意這種不統一，而西方人必須要知道到底是幾個臟腑。在今天的中醫教材中，都講述的是5個五臟學說。」
不知道文教授所說的「2000年」這個節點有什麼依據？至少，認可中醫「二元論」、「五元論」的說法，但並沒有將中醫理論真實的內涵告訴西方人，中醫不僅有「二元」、「五元」的說法，也有「三焦」、「四時」、「八綱」、「十劑」等多元的理論，這些理論雖然在數字上不一樣，但正是中國人整體思維的表現，他們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和人體，採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健康與疾病問題。與西方人習慣用形式邏輯看待事物，中醫則是以辯證邏輯的方式，古代沒有先進的儀器設備來觀察人體結構，中醫非常聰明地採用「以現象推導本質」的方法，發明了很多認知方式，例如「三焦」，本來不是一個臟腑，而是中醫根據液體代謝的過程，人為地將人分成上、中、下三個部分來描述水代謝的特點。就像地球上本來沒有經線、緯線，人們為了方便劃分區域，人為地畫出經緯線一樣。中醫其他的臟腑也都是這樣，都是功能的集合，這與解剖學上的臟腑完全不是一回事。不把這些告訴西方人，他們肯定會認為中醫理論荒誕不經。
中醫的歷史要準確表述
文教授還說到中醫進入西方的歷史，他說，中醫進入西方，要感謝一名名叫James Reston的記者，他1971年陪同Kissinger為準備總統尼克松訪華做準備去北京，因犯闌尾炎而不得手術，當他醒來時，發現中醫在用針灸為他止疼。他回去寫了一篇名為《關於我在北京的手術》的文章登在《紐約時報》上，從此引發西方人對中醫的風靡。
其實，中醫進入西方，遠遠不止於1971年，至少在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時代，中醫就已經風靡歐洲。針灸、中藥姑且不說，僅僅現在大家看到、吃到的很多食物，都是那時候中醫傳到歐洲的證據。例如：
法國的「哈姆茶」，其配方出自晉代葛洪的《肘後備急方》，這是一種用中藥紫蘇葉沏的茶，有和胃理氣，解食物毒性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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