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方，指方劑；證，指證候、病機。認識疾病的關鍵是辨「證」，治療疾病的主要武器是「方」。方與證乃是仲景醫學的核心。
●根據六經辨證與臟腑辨證等辨證方法，得出其「證」（病機），施以相對應的方藥，便為「方證相對」的真正含義。
●仲景書「辨××病脈證並治」體現的方證相對規範，臨床驗之有效，是後世中醫學者廣泛認同並遵循的「辨證論治」思想之源頭、之典範。
「方證相對」的提出
劉渡舟先生經過考證、研究後認為，最早提出「方證相對」的，乃是公元682年唐朝的偉大醫學家孫思邈。
孫氏在《千金翼方·卷九·傷寒上》中說：「舊法方證，意義幽隱，乃令近智所迷，覽之者造次難悟……今以方證同條，比類相對，須有檢討，倉卒易知。」這表明，孫氏最初見到的《傷寒論》條文，在「證」的下面沒有「方」的銜接。孫氏經過一番研究、編次，改為在證之下銜接相對應的方子，使方隨證立，互不分離，倉猝之際，便於檢用也。
對孫氏的這種改進，劉渡舟先生歸納了三大好處：「突出了方證的重點和優勢；促進了方證的集合與歸納；加強了辨證論治的速度，打開了通向《傷寒論》的大門。」
宋代林億等《金匱要略方論·序》中亦提到「方證」這個關鍵詞，即「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
「方證相對」的含義
「方證」又稱之為「湯證」、「丸證」、「散證」等。不難理解，「方證」的「方」，乃概指方劑。而「方證」的「證」則需要深入探討，加以明確。
「證」指證候
劉渡舟先生說：「《傷寒論》的證，又叫『證候』，乃是反映疾病各種痛癢的一個客觀『驗證』。證有客觀的規律性，又有其特殊性，它可供人分析研究，綜合歸納等諸多妙用。」「在臨床辨證時，應先抓主證。主證是指決定全局而占主導地位的證候。所以主證是綱，綱舉而目張，對附屬於主證的兼證、變證、夾雜證等也就自然迎刃而解。……六經的主證，是辨證的核心，只有先抓定主證，才能突出辨證的重點，這種寶貴的遺產是任何人都可以繼承的。」
上述可知，所謂「方證」的「證」，所謂「六經的主證」及各種雜病的主證，乃是反映某一經絡或某一臟腑的主要證候；該主證一般不是一個症狀，而是互相聯繫、具有自身規律性的一組證候群。
「證」指病機
劉渡舟先生說：「證的精微之處，古人則稱之為『機』，凡事物初露的苗頭都帶有機義。……古今醫家能通天地，決死生而百發百中，而皆善於識證知機，辨證之學豈可輕視之哉！中醫以辨證為先，惟《傷寒論》的辨證論治之法，祖述岐黃之學，發明湯液之旨，高出人表，獨領風騷，而為中醫之魂也。」由此可知，欲明辨病機，則必須精通經典，博覽群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獨立思考，方能百發百中，立於不敗之地，而為蒼生大醫。
證之與病，如影隨形
劉渡舟先生說：「證不是捏造出來的，它是生理病理客觀的產物，它同病可以分開，而又不能絕對地分開。所以證之與病，如影隨形，從『取證』的意義來講，它優於近代醫學。」由此可知，我們常說的「同病異治」、「異病同治」之「病」字，既指病又指證。就是說，相同的病或證候，由於證（病機）不同，故應採取不同的方法治療；不同的病或證候，由於證相同，故應採取相同的方法治療。
總之，「證」是傷寒熱病與各種雜病發展過程中的不同證候群，根據六經辨證與臟腑辨證等辨證方法，得出其「證」（病機），施以相對應的方藥，便為「方證相對」的真正含義。
「方證相對」的驗證
唯物辯證法認為，「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自古至今，長期的臨床實踐驗證了「方證相對」的科學性，筆者的臨床經驗也佐證了方證相對的神奇療效。
一位26歲的男性患者，主因間斷性發熱，關節痛5年，伴週身浮腫半年，加重7天，以「狼瘡性腎炎」收入院。住院半月後，發熱復作，體溫39℃，時至初夏，雖發熱而喜衣被，週身浮腫，肌肉目閏動，腹脹時痛，手足欠溫，神疲頭暈，口乾不欲飲，大便溏，小便少，舌淡紅，體胖質潤，苔膩而罩黃，脈滑數，沉取無力。血壓23/14KPa(172/105mmHg)。曾服清熱解毒藥如銀翹散，肌肉注射柴胡注射液、安痛定等，發熱不退。因考慮患者證候與《傷寒論》第82條與316條所述真武湯證頗類似，而其發熱特點則為第11條所述的真寒假熱證，即「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此外，脈滑按之無力，此《瀕湖脈學》所謂「滑脈為陽元氣衰」之象；舌體胖、質潤、苔膩均為陽虛寒濕，其舌苔罩黃可斷為虛熱之象。總之，病機為陽虛水泛而發熱，真武湯為的對之方。服藥一劑，即汗出熱退，體溫漸趨正常，諸症遂減。
以上治驗體會到，要取得「方證相對」的良效，熟記《傷寒論》條文，領會其精神，辨證準確至關緊要。
「方證相對」是辨證論治之典範
劉渡舟指出：「凡是一門科學，都具有一堵牆，必須設法找到門徑，才能登堂入室，目睹科學的奧秘。《傷寒雜病論》這堵牆是比較厚的，怎樣才能穿入呢？必須從方證大門而入。」所謂方，指方劑；證，指證候、病機。認識疾病的關鍵是辨「證」，治療疾病的主要武器是「方」。方與證乃是仲景醫學的核心。總之，仲景書「辨××病脈證並治」體現的方證相對規範，是後世中醫學者廣泛認同並遵循的「辨證論治」思想之源頭、之典範。故筆者對熊君「辨方證不同於辨證」之見不能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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