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臨床醫生閱讀《傷寒論》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高療效，正像古人說的：要把《傷寒論》當做病案來分析，同時在臨床上要把每一個病案當做《傷寒論》來解讀。這句話樸實無華，揭示了在一個文本閱讀的空間中，人怎樣才能觸及臨床實在的面龐；在臨床具體的病案面前，人怎樣才能尋找仲景當時的身影。這樣，則在閱讀與臨床、抽像與具體、文本與病人的巨大反差中給人架起一座理解的橋樑。這諸多問題都需要我們去挖掘去表達，並理性地展示出來。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熟練運用的問題。陸淵雷認為，理解《傷寒論》懂其原理的人未必能夠熟練運用；能夠熟練運用的人，又未必理解《傷寒論》懂得《傷寒論》的原理。我們更應該警惕前者，一刻也不能離開臨床實踐。因為臨床醫生就像舞台上的演員一樣，一日不練口生，二日不練手生。
二：《傷寒論》雖然傳承自《神農本草經》、《伊尹湯液經》，但它更周密、更深入、更構造性地展開，所以仍屬於一種創造性文本。
《傷寒論》實際上是把張仲景獨創性思想，即「方證辨證是如何展開的」作了跨時空的發揮和深入的論證。它把視野擴展到了人類疾病的整體，以全新的角度鳥瞰人類疾病存在、演化和診治的秘密。全書以此為主線，進行了縱向和橫向的時空分析。它以六（經）病及其演變為經緯，以風寒襲人致病作用於不同體質而引出臨床不同診治為例，一一道來。它同時對比了外感病和內婦等科疾病，反覆討論了方證辨證的可行性。論敘具體，文理嚴謹，行文規範，遣詞造句，精練含蓄，前後照應，互文見義；既大刀闊斧又細膩非凡，從而富有極大的論敘魅力。
《傷寒論》就像一把鑰匙，掌握了它，才能開啟生命醫學中那一扇不輕易開啟的大門。
三：張仲景除了臨床專業的經驗外，還有他的生活經驗、社會經驗。所謂經驗，牽涉到的都是一種較長時期的積累。
社會生活經驗是在所處特定的歷史環境和當時的社會生活中，通過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並與周圍的人們共同分享的，甚至無須特別用語言來加以溝通的經驗，是人們之間的密碼和暗號。然而此類經驗是外人看不出來，裡面人說不出來的那些東西，很難找到恰當的形式來加以表達。仲景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從病人與疾病認知的整體水平出發，找到所有疾病發生、發展、變化、轉歸的一般規律與診治方法。我們面對《傷寒論》的時候就像面對生命、面對疾病、面對一群活靈活現的病人與他們的苦痛。
所以，《傷寒論》的價值在於它創造了一個診治方法，而不在於去解釋這個診治方法。
四：古代是一個科學和哲學不分家的年代，《內經》諸多作者的基本的智力活動都可以歸結到探尋某個超越的秩序，它關心隱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生命秩序和結構，追求天、地、人之間的奧秘和規律。所有這些問題和答案今天看起來既天真又深刻。
而在《傷寒論》中，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轉變，天人合一、五運六氣等理論被臨證體驗、現場觀察取而代之，因而研究健病之變、診治方法的途徑和視角也發生了根本改變——以更多的經驗觀察大部分地代替了形而上的思辨。
「經驗」乃是人類另外一種探索真理、到達真理的方式，張仲景的《傷寒論》是將經驗觀察和理性精神結合起來的完美典範。
五：經方與時方之爭起於唐宋，盛於明清。其爭論的內容每朝每代各有不同。近代以來爭論的核心是辨別病證的方法。
經方派追溯仲景余緒，以方證對應、藥證對應為辨證方法，稱之為經方醫學，哲學上歸屬於物論的範疇；時方派尊奉內經要旨，以病因病機等理法審別為辨證方法，稱之為醫經醫學，哲學上歸屬於陰陽論即辯證法的範疇。在「經方醫學」越是不發達的年代，醫經醫學有可能越是發達，形成一種完全不平衡的局面，更多出現的是替代性的局面。
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方與時方之爭基本上停止，統一於醫經醫學的思想理念和辯證思維。中醫界在尋求無害的、阻力最小的精神出口，從而減輕學派爭論的壓力。這樣一來，與醫經醫學自覺地處於歷史意識之中不同，經方醫學不得不處於歷史的潛意識當中。中醫界反對陰陽五行的學術見解都被冠以思想上反對辯證法，反對系統論。顯然因為存在這樣的邏輯聯繫，才導致了中醫師普遍思想上的束縛。人們不僅需要在行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腦海中也不要信馬由韁。當中醫師長時間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那麼他們就會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真實想法是什麼，就會模糊自己的想法和別人想法的界限，模糊了事實與觀念之間的界限，造成思想混亂。
六：《傷寒論》所倡導的方證辨證是如此非凡，如此令人難於理解。如果秦漢以前的經方醫學不曾發展出這種辨證方法的話，我們難以想像它竟然可能存在。它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像力和理性規劃設計的能力。古代中國人創造這樣一種能診治疾病的方法，並能夠把它保留下來成長長大，的確了不起。這些都並非出自人類的本能，並非來自遺傳，而是經由學習與模仿，形成傳統並得以延續的。這些診治規範中很多是一些「禁忌」的記錄，它們從反面告訴人們那些治療方法是不該作的，實際上是對人的某些本能的限制。這也表明，這些治療方法、規範，並不來自本能。只是人類在長期與疾病鬥爭的過程中，通過嘗試、修正、倣傚和總結，發現了唯有遵守這些規範，才可能導致大規模人群的健康繁榮，才可能減輕、消除疾病的痛苦。
像方證辨證這樣的診治疾病的方法，使人們能夠利用如此分散且根本無法全盤觀測到的生命知識，形成某種超越人們想像力的療效。當各種診治方法根據這樣的模式發展起來後，人們便不需要凡事都像原始人一樣去尋求共識，因為八方分散的各種知識和技能，現在都能自然地通過某種神秘的機制為各式各樣的疾病提供有效的服務。先前人們也並不知道它比較有效，不知道這種診治方式會使自己得到成功的擴展。然而經過悠久歷史的淘汰和抉擇，終於使我們的祖先幸運地演化出了這樣一種結構的診治方法，並有效地傳播開來。《神農本草經》、《伊尹湯液經》就是依賴於一些逐漸演化出來的診治經驗所積累、所形成的，他們是記錄下這種演化過程的僅存碩果。假如沒有這個漫長的碰撞、嘗試、修正、倣傚的歷史過程，沒有《神農本草經》、《伊尹湯液經》的總結和記載，張仲景也是巧婦難煮無米之炊。
當然，張仲景是前經方醫學的總結者和提升者。他懷著一股十分強烈的悲願，通過大量的臨床觀察，對歷代經方進行加減變化，配伍格局的調整。經過長期的研究，廣泛的調查和實踐的累積而撰寫完成《傷寒論》。但一如《傷寒雜病論》這一書名巧妙地隱含的，此書的主旨在於為中醫臨床指出一條診治所有疾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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