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業醫而善用石膏者，莫過於鹽山張錫純氏，先生譽石膏「為藥品中第一良藥，真有起死回生之功」;「治外感實熱者，直如金丹」。就在其所著《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六期，第四卷，瘟病門23個醫案中，計有處方38首，而用石膏組方用藥者，竟達27首之多，在倡導後世辨證應用石膏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衝破四禁 獨尊石膏
自漢代醫家張仲景首用石膏制方白虎湯以來，白虎湯被歷代醫家奉為圭臬，並廣泛應用於臨床。但石膏的使用也再沒有超越經典白虎湯的窠臼。到清代，溫病大家吳鞠通在其所著《溫病條辯》一書中，竟然給白虎湯立下四禁。吳氏云：「白虎本為達熱出表，若其人脈浮弦而細者，不可與也;脈沉者，不可與也;不渴者，不可與也;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需識此，勿令誤也。」吳氏此論，把白虎湯的應用局限在了一個狹小的範圍內。
張錫純對吳氏顯然於經旨相背的白虎湯四禁，深感痛心疾首。云：「近世用石膏者，恆恪守吳氏四禁。」「遂視石膏為畏途。即有放膽用者亦不過七八錢而止。」使「此救顛扶危挽回人命之良方，幾將置之無用之地也」。他指出：「夫吳氏為清季名醫，而對白虎湯竟誤設禁忌若此，彼蓋未知石膏之性也。」而吳氏所設四禁中，「至其第三條，謂不渴者不可與也。夫白虎湯之定例，渴者加人參，其不渴者即服白虎湯原方，無事加參知矣。吳氏以為不渴者不可與，顯與經旨相背矣」。又「至其第四條，謂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夫白虎湯三見於《傷寒論》。唯陽明篇中所主之三陽合病有汗，其太陽篇所主之病及厥陰篇所主之病，皆未見有汗也。仲聖當日未見有汗即用白虎湯，而吳氏則未見有汗者禁用白虎湯，此不又顯與經旨相背乎?」可見，無汗禁用白虎湯《傷寒論》未見，而只是吳氏自是其說。
受吳氏之影響，對石膏醫者畏不敢用，患者懼之如猛虎。就連「平素博極群書，對於醫書亦恆喜披閱」的前清名進士胡珍簠，也「唯誤信舊說，頗忌生用石膏」。而在遼寧張允孚溫病案中，張氏「方中為開生石膏一兩，張君閱後大驚」。在先生「詳細辨明石膏生熟之異性」後，在介紹人韓玉書的力勸下，張君始敢服藥。袁霖普君夫人溫病並下痢案，先生亦重用生石膏，他在案後云：「若在他富貴之家為開此等方，則決不肯服矣。」可見當時臨床使用生石膏之艱辛，為此先生亦頻「而遭謗」或「詆為鹵莽也」。
在這種情況下，張錫純在治療外感實熱證大劑量單用，或與他藥同用時，「必煎湯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溫服下」。這樣煎藥之目的，可使其藥力留在上焦、中焦，使寒涼不至下侵而致滑瀉，同時也可「免病家之疑懼」。在治療厥陰病白虎湯證時，張錫純亦「恆用鮮白茅根半斤切碎，煮四五沸，取湯一大碗，溫服下，厥回身熱，然後投以白虎湯，可免病家之疑，病人亦敢放膽服藥。」
由於當時醫者畏石膏，懼石膏，便有了「鍛用之」的做法。而鍛用石膏之目的，一是「緩其大寒之性」，二是「鍛不傷胃」。對這種提法和做法，張錫純深惡痛絕：「乃自此語一出，直誤盡天下蒼生矣。」並「擬成石膏生用直如金丹，鍛用即同鴆毒一篇，曾登於各處醫學志報」，列鍛石膏之諸多弊端，以糾正俗醫治外感實熱用鍛石膏之陋習。並言「愚生平志願，深望醫界同仁盡用生石膏，藥房中亦皆不鬻鍛石膏，乃為達到目的」。「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試驗加多，以盡石膏之能力乎?」
天行時疫 妙使金丹
張錫純生於1860年，據《鹽山縣志》(1991年版)載：「鹽山縣歷史上曾多次瘟疫發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及1918年，1932年。其中以1932年為最甚，出現了無村不戴孝，遍地添新墳的慘景。」先生在治療肆意猖獗的瘟疫時，大量應用了石膏。他認為：「石膏質重氣輕，其質重也，可以逐熱下行;其氣清也，可以逐熱上出;俾胃府之氣化升降皆湛然清肅，外感之熱自無存留之地矣。」譽「石膏為寒溫實熱證之金丹」，「為寒溫第一要藥」。
張錫純云「歲在壬寅之孟秋(1902年)，邑北境霍亂盛行」，「愚遇其證之劇者，恆於方中加羚羊角三錢(另煎兌服)服者皆愈」。後因其藥昂貴，而偽者甚多，經「臨證細心品驗」，以鮮茅根、生石膏、阿司匹林三藥代羚羊角，其療效「且有時勝於羚羊角」，並冠方名為「甘露消毒飲」。後值天津「瘟疹流行，治以此方，皆隨手奏效」，誠可謂聖手妙藥。這也體現了張氏中西藥物配伍應用的特色。
在治療遼寧大西關馬姓患者之傷寒兼有伏熱證時，先生首次處方用生石膏四兩，「其熱稍退。翌日病復還原」。二診「生石膏加至八兩，病仍如故」。再「為疏方，方中生石膏仍用八兩，將藥煎服後，再用生石膏細末二兩，蘸梨片徐徐嚼服之，服至兩半，其熱全消」，病遂告愈。張氏慨然云：「吾國善用石膏者，除長沙漢方之外，明有繆氏仲淳，清有顧氏松園，余氏師愚，王氏孟英，皆以善治溫熱名，凡治陽明實熱之證，無不重用石膏以奏功。今用石膏由四兩加至八兩，似已駭人聽聞，然連服五六劑，熱仍如故，大便亦不滑瀉，迨外加石膏細末，梨片蘸服又至兩半，熱始全消而病癒。可見石膏為良藥中純良之品，世之畏石膏如虎者，可以放膽而不必懷疑也。」「愚臨證四十餘年，重用生石膏治癒之證當以數千計。有治一證用數斤者，有一證而用至十餘斤者」。
張錫純之用石膏量大效宏，其用巧妙，或大劑量頻服，或另研細面送服，或為細面梨片蘸服，「窮極石膏之功用，恆有令人獲意外之效」。
承前啟後 勇於創新
石膏，為硫酸鹽類礦物，《本經》言其「味辛，微寒。主中風寒熱，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腹中堅痛，產乳，金瘡」。張氏認為：「石膏涼而能散，透表解肌，外感實熱用之，直勝金丹。」
先生不但用生石膏治療外感實熱之證，而對內傷實熱之證亦多用生石膏。在其所制治療內外中風之「搜風湯」、「鎮肝熄風湯」，治肢體痿廢方之「振頹湯」等諸方劑中，皆伍以生石膏，以清臟腑之熱。如治奉天王海山陽痿案，王氏之證為陽盛陰虧之體又兼痰凝氣逆，醫者治以溫補，致使陽升而陰不降，諸竅閉，陽道痿。先生尊徐氏大椿之意，「亦先重用生石膏以清其痰火，共服藥十餘劑痊癒」。
另如瘡瘍漫腫、痔瘡、眼疾、伏熱夾雜證，產後諸證及孕婦之有實熱者，先生亦用生石膏，而每獲捷效。若「一妊婦，傷寒兩三日，脈洪滑異常，精神昏憒，間作譫語，舌苔白而甚厚」。先生「為開寒解湯方，有一醫者在座」，質疑「此方能汗解乎」?先生云：「此方遇此證，服之只能出汗。」患者服藥「飲下須臾，汗出而愈，醫者訝為奇異」。
可見，張錫純對石膏的應用，已達出神入化之境界。他衝破固禁，力倡生石膏之良能，不拘成見，有是病用是藥;他服方法巧妙，靈活多變，藥量「以勝病為主」;他精研有得，用藥之巧，制方之妙，劑量之大，服藥之變，可謂仲景之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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