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成書於東漢末年，其成書標誌著經方理論體系的建立。其書確立的六經方證辨證體系，一直沿用至今。但因時代久遠，其劑量折算問題一直未有明確結論。近來隨著扶陽派重用溫藥扶陽理論的興盛，同時以李可中醫為代表的基層醫藥工作者，在治療急危重症時多採用大劑量，且取得了良好的療效，加上近來《傷寒論》中一兩折合15.6克的說法得到廣泛論證，經方大劑量治病的報道也越來越多見，似乎臨床處方不用大劑量就達不到經方「一劑知、兩劑已」的效果。
經方一脈源遠流長，古稱之為湯液，意思為取湯劑治療。《漢書·藝文志·方劑略》將經方描述為「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指出了經方是根據疾病的淺深程度，採用草石的寒熱溫涼來調整人體的寒熱溫涼，其中也蘊含了用藥劑量問題，即：根據疾病的淺深(輕重、大小)確定藥量的大小。
經方用藥在於辨方證
中醫的精髓在於辨證論治。辨證論治是中醫藥活力之所在，拋棄了辨證論治的指導，盲目採取大劑量治療，無異於買櫝還珠。
以傷寒太陽表證來說，當治以發汗解表。《傷寒論》中有麻黃湯、桂枝湯、大青龍湯、小青龍湯等等，即是根據不同病證而設。同時又有麻黃湯、桂枝湯、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越婢一湯等不同方證，同屬於太陽病表不解，但治有不同，藥量亦不相同。太陽表證明顯的，以麻黃湯發汗解表，表邪輕微的，以桂枝麻黃各半湯或桂枝二越婢一湯輕發汗解表。所以經方用藥在於辨證。
溫病學派中，也強調劑量問題，如三焦辨證屬於上焦的，給予輕清之藥，藥味重、藥量重的則直過病所，達不到良好的治療效果，因此臨床用藥，並不見得劑量越大越好。
經方用藥重視給服方法
同是對於表證，給藥的方式各有不同，如桂枝湯條方後注曰：「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服後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對於服藥進行了詳細說明，並不是盲目地採取大劑量的給藥方式。如發表在2010年4月29日中國中醫藥報的「馮世綸教授經方治癒發燒4年患兒」一文中，馮世綸認為患者為太陽陽明合病，辨方證為大青龍加薏苡敗醬桔梗湯證，方用麻黃18克，劑量很大，採取少量頻服的給藥方式，即先服四分之一，無汗則再續服，直至汗出則余藥停服，收到良好的治療效果。假若該案採取小劑量，可能達不到汗出表解的治療效果，但如果直接給予大劑量的大青龍湯方，則不易把握藥量程度，一旦過汗則易大汗亡陽。因此，經方臨床治療，不在於劑量大小，合理的給藥方法更加重要。
經方用藥「以知為度」
山西李老中醫治療急危重症以大劑量用藥聞名，經常採用大劑量的姜、桂、附，水煮開則頻頻給服，有效即止，正如其論中所言，中病，余藥勿服之意，所以處方中可能開的是100克的附子，真正吃到肚子裡的卻不是100克了。所以，對於急危重症，在辨六經方證精準的基礎上，可以給予適當的大劑量，同時要採取正確的給藥方式，如小劑量頻服，中病即止，可以收到優於一般劑量的治療效果。
經方用藥不排斥大劑量，經方用藥重在辨方證，根據方證選擇合適的劑量。舉例臨床爭論較多的附子劑量來說，附子屬於溫陽強壯類藥物，對於太陰病裡虛寒甚，達到下利清谷、四肢厥逆的四逆湯證了，當急救其裡，給予四逆湯，甚則「脈不出」的，給予通脈四逆湯等。其中附子根據病證不同而劑量不同。對於裡虛寒的輕證，如附子理中湯證，則處方中附子可以小劑量加起，若服後證未變，可以漸漸加量，以知為度。若辨證不准，首診即給予大劑量的附子，則容易生熱，反而欲速則不達。故臨床需要根據情況選擇合適的劑量。
此外，中藥劑型豐富，素有丸散膏丹之稱。對於一些慢性病，需要長期調理的，則採取丸藥治療，取丸者緩也，此時給予大劑量的湯劑治療，反而不合適。
總之，經方採用六經方證的辨證觀，臨床重視辨方證。方證辨證的準確與否直接決定了臨床療效。同時不可盲目追求大劑量，需要牢記「方證是辨證論治的尖端」，臨床細辨方證，有是證用是藥，根據經驗選取合適的劑量，如無經驗，可從小劑量加起，以知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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