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第六屆國學國醫岳麓論壇」，與很多新老朋友相聚，探索中醫學術問題，頗受啟發，獲益良多。
會議期間，我與《我是鐵桿中醫》的作者彭堅教授，《中醫以時為本》著作者鄭陶先生，退休中醫陳勇先生，民間中醫傳承者曉航先生一起座談。大家一致推崇毛以林《步入中醫之門——道少齋中醫講稿》的系列著作，認為其第四部《火神派熱潮之冷思考》能針砭時弊，是一部有真知灼見的好書，希望我閱讀之後寫一篇書評，以便讓更多的同道共享。
接過毛先生贈送的四部系列著作，感到強烈的震撼，這些著作前後歷時不過四年，厚重博學，是由一個人完成的叢書，足見其思考之深，著書之勤。這些著作得到很多中醫名家的推薦與好評，國醫大師鄧鐵濤先生揮毫潑墨，熱情鼓勵；朱良春先生兩次題寫書名，褒獎有加；著名西醫專家孫明教授、中醫教授袁肇凱先生、劉新祥先生、馬繼松先生、曠惠桃先生、彭堅先生、熊繼柏先生、陶夏平先生、潘遠根先生等先後作序，或者題詞鼓勵，大家一致認同這套講稿，形式活潑，富有學術內涵，是名符其實的傳道、解惑之作。
毛以林教授出於一個中醫臨床學家的歷史責任感，以臨床實踐為檢驗標準，以有利於中醫學術發展為目標，對於「火神派」熱以及過用附子乾薑肉桂等溫熱藥的現象，直批其謬，發人深省。
首先，毛以林指出，「火神派」混淆了「扶陽」與「回陽救逆」的界限，把張仲景治療外感三陰死證的救逆法，泛化為普通方法；把豐富的扶陽方法，簡單化為單一的吃附子乾薑，並且把能用、敢用大劑量附子作為高水平來標榜。
扶陽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是對陰陽說學的充分利用。只要有陽氣不足的病證，就可以扶助陽氣。扶陽的方法有很多種，絕不等於吃大量的附子乾薑。
扁鵲搶救虢太子屍厥，取三陽五會，以熨法溫兩脅下，使虢太子復甦的方法，就是回陽救逆。《黃帝內經》治療虛寒性心痛病、痺症，主張使用針刺療法。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導引圖》，其中有「以杖通陰陽」；《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都提出，「凡病此者，皆灸某某脈。」華佗所說的外感傷寒表證，可以用摩膏、運動、針刺等方法治療，都是扶助陽氣的好方法。竇材《扁鵲心書》大灸治病，也是扶陽理論指導下的有效治療方法。
即使是陰寒內盛、心腎陽氣衰微的危重症，也可以在使用附子的時候，由小量開始，逐漸達到需要的治療效果。臨床上使用附子，絕對不是用量越大，效果越好；而是用量越大，危險越大，這樣的例子很多。
而「火神派」往往先入為主，把臨床複雜的病情簡單化，甚至說「我從未見過一個真正的陰虛患者」，「真正的陰虛百不一見」，把治病諸法變成「百病一法」，造成普遍濫用大量附子乾薑的弊端。長此以往，不僅誤導中醫後學，而且為日後的醫患糾紛埋下伏筆，長此以往，必然不利於中醫事業。
毛以林告誡初入醫門的人，附子有毒，不要輕易跟風，更不要比賽一生用附子多少噸，一劑藥用幾百克附子。他認為，「火神派」主張的所謂「排病反應」，也大有誤導的嫌疑。很多所謂「排病反應」，就是藥物的不良反應。一定要區別對待，不可大意，更不可隨意追求「排病反應」。
初入中醫之門，假如刻意模仿，大量使用附子、烏頭，然後去追求「排病反應」，就背離了辨證論治的原則，站在醫療糾紛的火線上，很可能會出現難以收拾的局面。
張仲景善於應用附子乾薑治療外感熱病三陰階段的危重症，但是張仲景不說自己是扶陽派，更不說自己是火神，或者是火神的傳人。他的學術主張，後人總結為辨證論治，治病有「三百九十七法」，有八法，絕不是只有扶陽一法，更不是以能用附子、用大劑量附子為衡量標準，來評價一個人的臨床水平高低。
應該看到，張仲景的時代，解表都是以溫熱藥為主，那時對於辛涼解表還沒有實踐經驗的積累，也沒有理論上的創新。張仲景對於麻黃湯、桂枝湯解表，嚴立忌宜，「常需志此，勿令誤也」。提出來很多服用限制條件，並且要人注意煎服法，尤其要一服知，停後服，出汗不可過多，汗多有很多弊病，並詳細告誡後人「慎汗取效」的道理和方法。可見溫熱法可以治病祛邪，但要適可而止，不可隨意過用。
我們應該深明此義，假如把「扶陽」與「回陽」混淆了，把常法與變法混淆了，把扶陽等同於吃附子，並且把是否敢用附子作為評價醫生水平高低的標準，就誤導了後學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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