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醫結合100多年的歷程中，20世紀60年代啟動的中西醫結合系統工程乃是人類醫學史上的偉大創舉。這一系統工程所建立的「病證結合」模式，在運用現代醫學科學理論和技術從不同層面和側面破譯中醫理論的研究中，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
「證」與「病理過程」相關關係的發現，從病理生理學基礎理論上初步闡明了「證」的本質。
「病理過程」與「證」結合假說的提出，則為「病證結合」模式找到了「疾病」與「證」的結合點，有可能將「病證結合」模式推向理論研究的高級階段，並成為中西醫結合理論研究的新起點。
中西醫結合是一個關乎中醫生存、發展與現代化的重要課題，也是未來世界醫學發展的趨向。中西醫結合的歷程，從晚清至今，已經走過了100多年。根據英國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世界科學演進律」，即「一門科學研究的對象有機程度越高，它所涉及的現象綜合性越強；那麼，歐洲文明與亞洲文明之間，它的超越點與融合點的時間間隔越長」。據此，有人假定，中醫和西醫的融合還需要100～200年。中西醫結合的過程，實質是中西兩醫融合的過程。惟中西兩醫的交叉、滲透與融合即中西醫結合，是中醫現代化正確且便捷的途徑。這一過程每前進一步，都在轉變著主導其行動的思維模式。早期的中西匯通學派，嘗試著溝通中西醫學，雖只是中西兩個醫學理論體系的整體碰撞，但在中西醫結合的初始階段，起到了先導作用。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醫學界啟動的中西醫結合系統工程，雖曾經歷了迭宕起伏的坎坷之路，但仍不失其為人類醫學史上的偉大創舉。因為，科學發展史的趨向表明，中西兩醫融合是歷史的必然，醫學科學將沿著自身的軌跡繼續不斷地前行。
「病證結合」模式的建立，開創了破譯中醫理論的先河
早在1964年，蘭州大學第一醫院中西醫結合內科主任醫師、教授，我國第一代著名中西醫結合專家許自誠先生就曾提出，中醫「辨證施治」應當與西醫「辨病施治」結合，並認為二者的結合「在中西醫結合上將是一個良好的途經」。至上世紀70年代，在中西醫結合臨床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病證結合」模式。至上世紀90年代，「病證結合」模式被拓展為 「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宏現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其實質還是「病證結合」。
「病證結合」模式的主要成就在於：１整理傳統中醫 「證」的證候，欲使之規範化。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證候規範研究」課題組初審過77條臟腑證的證候；在有關中醫內科證候研究的專著中，所羅列的全身證候為 31條，臟腑證候為79條。２「證」的微觀化改變的研究。通過動物模型，觀察「證」的病理組織學改變、生化改變、超微結構變化，以及分子水平上的變化，探索「證」的本質，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最具影響力的是「中醫腎的研究」、「血瘀證與活血化瘀研究」，其次，還有對「陰虛證」、「陽虛證」、「脾虛證」、 「心氣虛證」、「腎陽虛證」以及「肝陽上亢證」等的研究。３在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中，「病證結合」模式已經深入到西醫的「疾病」和中醫的「證」這樣兩個基本概念和臨床醫學的認識單位，開展了運用現代醫學科學理論和技術從不同層面與側面破譯中醫理論的研究。因此，「病證結合」模式被業界譽為中西醫結合臨床研究的「最佳模式」。但在「疾病」與「證」怎樣結合的問題上，卻暴露出了這一模式的局限性。
「病證結合」模式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１受到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影響。在上世紀70年代，甘肅省編寫的西醫學習中醫試用教材，曾將「病證結合」模式表述為「以證為主，以證帶病，病中辨證，病證結合」四句話十六個字，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醫和中西結合醫學界的思潮，其中的「以證為主，以證帶病」的提法，與創造「新醫藥學」的導向，與中西匯通派試圖產生「新中醫」的目標，與今日有學者在強調中醫的「獨立性」、「封閉性」的同時，提出建立「實驗中醫學」的想法，似乎都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路影響有關。２在「疾病」與「證」的交叉點上還存在著「缺口」。我國著名的中醫病理學家、中西醫結合專家匡調元教授指出：「在『病』與『證』的交叉點上存在著一個大『缺口』。如果能夠設法把這個『缺口』從理論認識上和物質基礎上填補起來，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則將有可能把『病』與『證』完全地統一起來，或許還能找到一個新的規律」。從「證」與「疾病」的交叉點上入手進行研究，還被祝世訥教授認為是「最現實、最具可行性的研究方向，是能夠促使『辨病』 與『辨證』相結合研究的首要思路」。３克服不了「診病」與「辨證」兩張皮的狀態。西醫診病是對疾病全過程的外在臨床表現及其內在病理改變的系統分析與綜合，而中醫辨證則往往止步於疾病某一階段的外在臨床表現即症狀學的層面。其原因是，在醫學發展史的分析還原時代，中醫在自身發展中形成了大約400多年（16世紀至19世紀末）的歷史空白，失去了建立病原學與病理學等基礎醫學學科的機會，未能形成科學意義上的「疾病」的概念。在「辨證」與「診病」的操作上，也就只能各循其道，各行其是。
「病理過程」與「證」相關關係的發現，從理論上初步闡明了「證」的本質
筆者於 1983年發現，中醫的「證」與西醫的「病理過程」以其共同特徵而具有平行的相關關係。這一偶然的發現，以其必然的存在為前提。在東漢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問世後的1700多年，以研究活體為主要內容的新興的病理生理學的建立，為這一發現提供了基本條件。如果沒有病理生理學，就不可能形成「病理過程」 這個概念，也就不可能有「證」與「病理過程」相關關係的發現。
「病理過程」與「證」相關關係的理論依據是，二者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學特徵：１都無特異性。「病理過程」與「證」本身無特異性，但卻是構成特異性疾病的基本組成部分。同一個「證」與「病理過程」，可出現於不同的疾病之中，而同一種疾病的不同階段，又可出現不同的「證」與「病理過程」；２均呈橫向發展。「病理過程」與「證」橫貫於數以萬計的不同疾病之中，以其共同的、成套的規律性組合，反映著機體內部的代謝、機能和形態結構的異常變化以及機體外在的臨床表現；３同屬治療單位。「病理過程」是西醫確定治療原則的主要依據，「證」則是中醫確定治療原則的唯一依據；４皆具層次性。「病理過程」具有整體的、器官功能系統的及細胞與分子的層次之分，「證」則具有由表入裡、由經絡達臟腑的臨床思維層次；５數量都有限。中西醫臨床面對的病種繁多、類型不一、病期各異，各有其特殊性，但所需處理的主要是一些數量有限的「病理過程」及與之相關的 「證」。「證」的數量已如上述。基本「病理過程」則如心肺肝腎及胃腸膽胰功能障礙、性功能障礙、睡眠障礙、物質代謝紊亂、血栓形成、腦梗塞、心肌梗死、高血壓、低血壓、黃疸、貧血、炎症、發熱、缺氧、水腫、休克、腫瘤及免疫遺傳性病變等。
發現「證」與「病理過程」相關關係的意義在於：１ 從病理生理學中拿來「病理過程」這個全新的科學概念，初步闡明了「證」的本質。「證」的病理生理學基礎就是「病理過程」，「證」的本質就是與之相關的「病理過程」所包括的代謝、機能和形態結構的變化。２明確了疾病過程中不同階段所產生的「病理過程」與「證」，是同一病理生理學變化的內外相關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側面。「證」是「病理過程」的外在臨床表現，是症候群與綜合征的綜合，「病理過程」則是「證」的內在根據。從理論上講，有什麼「證」，就會有什麼「病理過程」；有多少「證」，就會有多少「病理過程」；沒有「證」，就沒有「病理過程」；沒有「病理過程」，也就沒有「證」的存在。
「病理過程」與「證」結合假說的提出，為「病證結合」模式找到了「疾病」與「證」的結合點
匡調元教授還曾指出：「『病證結合』只是中西醫結合的初級階段，要使之發展到一個高級階段，就應強調患病機體的整體統一性，強調機能、結構、代謝的統一性」。受到匡教授的啟示，在許自誠教授指導下，10年前，於2002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世界中西醫結合大會上，筆者以《現代醫學的「病理過程」與中國傳統醫學的「證」結合假說》為題，在大會理論研究組進行了交流，並在會後發表了相關論文。
提出「病理過程」與「證」結合假說的理論依據：除了「病理過程」與「證」的相關關係而外，筆者認為「病理過程」能夠從理論認識上和物質基礎上填補「疾病」與「證」交叉點上的「缺口」，並且能夠從整體上體現患病機體的代謝、機能、結構的統一性，促成「辨病」與「辨證」的結合。
「病理過程」與「證」結合假說的意義是：１為「病證結合」模式找到了「疾病」與「證」的結合點，這個結合點就是「病理過程」。「疾病」通過「病理過程」與「證」的結合，就可以達到它與「證」的完全統一與結合。２有了結合點，「病證結合」模式就有可能從局部破譯走向系統融合，走向理論研究的高級階段。如在辨證施治中，只要能夠著眼於「證」所賴以產生的病理生理學變化，就可以克服自發自組織過程的無序狀態所帶來的隨機性、隨意性與主觀臆測。筆者從《傷寒論》與《溫病條辨》，以及《金匱要略》中主要病證的現代類編中看到，這些中醫典籍中的主要病證，都有其相應的病理生理學變化為基礎。這也說明，在臨床診療中只要把握住「證」的病理生理學變化，就有助於提高中醫診斷與治療的明確性與準確性，並促進「證」的客觀化、規範化研究。３有了結合點，就有利於實施科學有序的「個體化」治療原則。數量有限的「證」與其相關的 「病理過程」，統治著萬千感染性疾病和非感染性疾病。作為中西醫治療的共同靶點，在個體化治療中，就能更好地彰顯中醫整體與系統調節的卓越效能以及現代醫學的最新理念與診療技術，並逐漸拋棄「以證為主，以證帶病」的思路，而代之「以病為主，以病帶證」的思路。
筆者關於「證」與「病理過程」的相關關係，以及「病理過程」與「證」結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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