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名相王安石自述：「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顯而易見，王安石閱讀內、難、本草的目的不是為了當醫生，而是為了擴大知識面，為了更好的「知經」。歷史上，許多文人「寄余藝以洩神用」，兼習醫道，雖非醫林之人，所發議論卻充滿真知灼見，今日讀來，猶令人心動。
蘇東坡不以脈診困醫
長期以來，很多人對中醫診脈抱有神秘感，一些江湖醫生自吹自擂，說什麼單憑切脈即可斷病，「病家不須開口，搭脈便知病情」。一些患者也誤認為，醫生單憑診脈就可以知道病情，求醫時，只讓醫生摸脈，不介紹病情，以此檢驗醫家的本事，結果只能是誤醫誤已。蘇東坡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決不以脈診來「困醫」，而是盡量將病情全部告訴醫生，供其診療參考。在《東坡雜記》中，他旗幟鮮明的表示：「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驗其工拙。至於有疾，必先盡告其所患而後診視，使醫者瞭然。故雖中醫（中等水平的醫生），治吾疾常愈。吾求病癒而已，豈以困醫為能事哉。」東坡的做法當然是正確的。清代文人周亮工說得好：「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書影》）。張山雷亦說：「病有必待問而知之者，安得以不問為高？……病家恆有伸手求診，以試醫為能事，而醫家亦有不問為高，自矜能手者，皆自欺欺人伎倆，非本醫學正宗。」
顧炎武批庸醫害人
明末清初思想家、大學者顧炎武不僅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人人皆知的響亮口號，而且為山西名醫傅青主寫過一付對聯：「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盛讚晚年的傅青主老當益壯、老有所為，同樣流傳得十分廣泛，已成名聯。不僅如此，他對當時庸醫害人也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提出一振聾發聵的見解。在他的《日知錄》中說到：「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今之用藥者，大抵泛雜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所謂用藥「泛雜而均停」，「治之不勇」，即指用藥泛泛，只求平和，「治之不勇」，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毋庸諱言，醫界存在一種習俗，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避重就輕，喜補畏攻，輕描淡寫，處方只尚平和，講究所謂輕靈，不敢也不會使用峻藥，既缺乏膽識，也是不負責任的表現，葉天士所謂「借和平以藏拙」說的正是這種人，顧炎武由此給予尖銳的批評。今天讀來，這段話仍然有著相當的警示意義。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還以官多將亂必然導致敗仗之理，論及用藥在精不在多："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知，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這種「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的作法也是導致病人「在不死不活之間」的一大原因。
袁枚為名醫正名
清代著名文學家袁枚與溫病四大家之一的名醫薛雪交往頗多，薛雪曾治癒他的左臂僵直症，袁枚對其醫術十分欽佩。薛雪去世，孫子薛壽魚為祖父寫了一篇墓誌銘，寄給袁枚討教。文中概述了薛雪的生平，將其置於理學家的行列，卻「無一字言醫」 ——提及他在醫學上的成就。袁枚閱後大為憤慨，認為這是「捨神奇以就腐朽」，將薛雪奉為理學家，「在理學中未必增加一偽席，而方伎中則轉失一真人。」他寫了《與薛壽魚書》作答，盛讚了薛雪在醫學上的成就，並以自己身患重病，「性命危篤」，被薛雪「一刀圭活之」的事例，闡述了「學在躬行不在講」的觀點，替作為名醫的薛雪正名。
他說：「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意思是說，醫家治病需要立見功效，講究的是真本事，摻不得半點虛假，「故名醫百無一人」；而理學所言無法稽察其正確與否，難免誇誇其談，濫竽充數，「故村儒舉目皆是」。認為講究務實的醫術遠比浮誇之理學重要，闡揚了他尊崇醫術，蔑視理學的觀點。
他還認為，將薛雪的良方、醫案整理傳世，「可以拯人，可以壽世，當高出語錄、陳言萬萬」——比程朱理學的語錄要高明而實用。這在注重理學，輕視方術的社會裡，顯示出不同尋常的獨特見解。
紀曉嵐論理學是非
紀曉嵐所撰《閱微草堂筆記》中，在「理學害人」一節裡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某醫生素來謹慎忠厚，有老嫗手拿珠花金釧首飾，兩次到他處求購墮胎藥。某醫嚴辭拒絕，趕她出去。半年後，該醫在夢中被捉到陰曹地府，一個項上勒著紅巾的婦女，哭訴她向醫生求藥而不給的經過，指控他殺人。某醫爭辯道：藥是救人性命的，怎麼能用來殺人呢？你因姦情而遭難，與我何干？女子說：我求藥時身孕尚未成形，如果墮掉，我可以不死。無奈生下孩子被扼死，我也被逼上吊，你要保全一條命，反而要了兩條命，不是你的罪，能是誰的罪呢？陰司的冥官歎道：你說的是實情，他遵循的是法理，宋代以來拘執於一理而不顧及實際利害的，難道只有他嗎？你算了吧。一拍桌子，某醫驚嚇而醒。
這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倫理的比較複雜的命題，紀曉嵐以「理學害人」為題目，正顯示出他對腐儒理學的批判立場，這在當時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至今亦有啟發意義。
《閱微草堂筆記》載：內閣學士永寧嬰，患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能立愈，改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方弗得，以為小婢誤置他處，責令其查索，雲如不得且劄汝。公倚枕憩息，恍惚有人曰：「公勿劄婢，醫家同類皆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已所長，公所服藥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尚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稍頃始悟，乃告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另疏方，視所用藥仍系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失。
明·龔廷賢曾說：「吾道中有等無行之徒，專一誇己之長，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問疾痾，惟毀前醫之過以駭患者。」可見，紀曉嵐所揭陋習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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