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在漫長的歷史上一次又一次拯黎元於水火之中，護佑華夏子孫健康強盛地繁衍生息幾千年之久，在許多流行病、慢性病以及保健預防方面的優勢可謂舉世共睹。因此，在環境日益複雜、健康形勢愈發撲朔迷離的今天，現實對於中醫藥的需要性不容置疑。
現實環境需要中醫藥醫學模式
隨著社會的發展，諸如環境污染，生態平衡失調，醫源性、藥源性疾病激增，人口老齡化，疾病譜改變等一系列威脅人類生態的問題日益凸顯，形勢緊迫。在如此惡劣的情形下，美國羅徹斯特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內科教授恩格爾（O．L．Engel）在1977年《科學》雜誌上發表了題為「需要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的挑戰」的文章，批評了現代醫學即生物醫學模式的局限性，指出這個模式已經獲得教條的地位，不能解釋並解決所有的醫學問題。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新的醫學模式，即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而在生物醫學模式向現代新的醫學模式轉變的過程中，人們發現中醫學的模式在本質上與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幾乎不謀而合，它十分明確地強調和包含了作為完整的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各個基本方面。毫無疑問，立足於整體觀念對人體身心及外部環境進行全面考量的中醫學在解決人類健康問題上具有強大優勢。也因此，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瞄準了象徵著「和諧、綠色」的中醫學。
現代醫學需要中醫藥填補缺憾
歷史上，現代醫學曾有過輝煌的戰績。20世紀，隨著一系列抗生素的發明，「現代醫學三劍客」維生素、抗生素、激素似乎無堅不摧，它們攜手為人類健康打下過一片碧海藍天。這一振奮景象曾被世界著名醫學家兼科普作家劉易斯·托馬斯在其名著《水母與蝸牛》（1979年）中動情描繪：「現在，細菌可以用抗生素殺死，病毒可以用疫苗預防，癌症可以用手術、化療、放療，而且不久將攻克。享有完善的醫療保健福利的美國人民，所面臨的『惱人事兒』，只是如何對付慢性病例，例如關節炎的折磨，和考慮人生百年之後怎樣無疾而終。」這樣的話令現代醫學界振奮不已。
然而，就在現代醫學界歡欣鼓舞之時，1980年美國境內出現的第一例艾滋病就將狂傲的人類打回原形。時至今日，艾滋病已然席捲全球；各種新老傳染病依舊四處奔襲兵不血刃；而癌症仍坐擁頭號殺手的稱號傲視群雄；慢性疾病亦對人類緊咬不放。在這種情形下，單純對抗的治療醫學越來越像一場毫無意義的拉鋸戰，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於抗病的饕餮之腹，而無法換來長治久安。我們在應對疾病的過程中本就不應該方式單調、手段單一，現代醫學所缺少的恰恰就是中醫藥學所講究的調和觀念。調和與對抗作為不同的醫療手段應該像DNA的雙鏈螺旋一樣交織進步、互促公穩，才可以盡量全面地維繫健康。
醫療任務需要中醫藥防治優勢
就醫學來講，本就應該執行「保健」和「恢復」兩個方面的醫療任務；而從解決人類健康問題的角度來說，醫學理當側重養生保健而非治療恢復。但現代人的做法卻通常本末倒置，也正是因為這樣而造成了醫療上資源無窮無盡的浪費和健康上抗病永無止境的博弈。與其追逐疾病被動挨打，不如固本培元主動預防，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做起來卻並不容易。所幸越來越多的尋常百姓乃至專家、學者已經開始認識到這點並逐步轉變醫學觀念、改進醫學模式，甚或直接全盤接受中醫。只有重視養生保健的醫學，才是能夠可持續發展的完整醫學，才不會陷入「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內耗中。中醫學崇尚未病先防，據此進行了長達千年的學科發展，故其在養生保健方面的優勢毋庸置疑，在此思想指導下所具備的宏觀全面的保健優勢將是未來執行醫療任務過程中必須而首選的，故而中醫中藥必將在未來的健康領域中大放異彩。
總而言之，中醫中藥的存在是人民健康的需求體現。首先它在臨床中確實在某些疾病上取效過人，其次其醫療模式較為先進、全面，還在養生保健方面頗具優勢。這些決定了它的存在必要。筆者曾經不止一次地說：中醫中藥與現代醫學並非一個是過去式，一個是現代式，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的關係，而是包含關係，現代醫學應當接受並擁有中醫中藥的內容，很多情況下甚至應當把中醫中藥的內容作為主導。中醫中藥是傳統的，卻也是現代的，它源遠流長，而且生機無限，它因為需要而存在，也必將會因為存在而更為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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