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珍在編著《本草綱目》的過程之中，搜羅百氏，其於醫藥學理論方面獨重易水張元素、李東垣之學。本文就李時珍對易水之學的繼承與發揮分4個方面予以討論。
繼承與發展元素醫藥學理論
易水學派之開山祖乃金元時期的張元素。李時珍認為張氏醫藥學觀點深得《內經》奧旨。張氏繼《靈樞經》、《中藏經》、《千金要方》之後，受錢乙《小兒藥證直訣》五臟辨證的影響，創立以臟腑為中心辨明寒熱虛實的病機辨證學說。李時珍說：「欲療病，先察病源，先候病機。」從《本草綱目·百病主治》看，每病皆以臟腑結合寒熱虛實或風濕氣血等進行辨證選藥，可見他是十分贊同張元素的臟腑病機辨證理論的。
張元素對藥學理論有相當成就，對此，李時珍極力推崇。張元素從藥物氣味厚薄中分辨陰陽，講究藥物升降浮沉之性，發明藥物歸經之說，強調製方引經報使，本《素問·至真要大論》諸氣在泉之治法，隨證制定新方，皆發前人所未發。在《本草綱目》的編著中，李時珍於序例部分，摘引了包括氣味陰陽、升降浮沉、四時用藥例、五運六淫用藥式、六腑五臟用藥氣味補瀉、五臟五味補瀉、臟腑虛實標本用藥式、引經報使等張元素的主要藥物學理論及觀點。李時珍說：「元素……深闡軒岐秘奧，參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藥性之氣味陰陽、厚薄、升降浮沉、補瀉、六氣、十二經及隨證用藥之法，立為主治秘訣心法要旨，謂之《珍珠囊》，大揚醫理，《靈》、《素》之下，一人而已!」他認為張元素的藥學理論是對《內經》藥物氣味陰陽理論的重大發展，於臨床實用價值頗大，值得認真學習和研究。
同時，李時珍認真總結了元素、東垣等人運用藥物的經驗。如李東垣說用芩連等苦寒藥時，常「以火酒二制為使，引苦甘寒藥至巔頂，而復入於腎肝之下，此所謂升降浮沉之道」。李時珍進一步發揮說：「酸鹹無升，甘辛無降，寒無浮，熱無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鹹寒，則沉而直達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則浮而上至巔頂……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明確指出藥物能人為地改造而達到治療的目的。又如在藥物歸經方面，張氏認為黃連入手少陰經瀉心火，黃芩入手太陰經瀉肺火，知母入足少陰經瀉腎火，白芍入足厥陰經瀉肝火等等。李時珍說：「黃連入手少陰心經，為治火之主藥，治本髒之火則生用之；治肝膽之實火則以豬膽汁浸炒，治肝膽之虛火則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則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則以薑汁炒；治下焦之火則以鹽水或朴硝炒；治氣分溫熱之火則以茱萸湯浸炒；治血分塊中伏火則以干漆水炒；治食積之火則以黃土炒。諸法不獨為之引導，蓋辛熱能制其苦寒，鹹寒能制其燥性，在用者詳酌之。」這是李時珍對張元素引經報使說的具體運用與發揮。藥物雖各歸其經，方力專效宏，但補瀉在物亦在人，黃連隨引經藥的不同而起到瀉諸臟腑之火的作用。這顯然是李時珍在深入研究易水之學後於臨床上的重要發明。
遣方用藥注重胃中元氣
李時珍於臨床遣方用藥特別注重胃氣乃本張李之說。李東垣乃張元素高足，在張元素臟腑病機辨證的啟示下，獨創脾胃學說，而成為補土派之中堅。張元素曾指出，在制方時必須注意「使苦藥不能傷胃」。李東垣進一步闡明脾胃為元氣之本，認為「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指明「諸苦藥皆沉，瀉陽氣之散浮」，凡「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之病」，必須慎用。李時珍對於張李注重胃氣之說是深得其旨的。如他說：「黃連大苦大寒之藥，用之降火燥濕，中病即當止，豈可久服，使肅殺之令常行，而伐生發沖和之氣乎？」又說龍膽草能瀉肝膽之邪熱，「但大苦大寒，過服恐傷胃中生發之氣，反助火邪，亦久服黃連，反從火化之義」。李時珍認為過服苦燥，損傷胃陰，故有反從火化之虞。同時，他又舉例說：「牽牛治水氣在脾，喘滿腫脹，下焦郁遏，腰背腫脹，及大腸風秘氣秘，卓有殊功，但病在血分，及脾胃虛弱而痞滿者，則不可取快一時，及常服暗傷元氣也。」白茅根「治黃疸水腫，乃良物也，世人因微而忽之。唯事苦寒之劑，致傷沖和之氣」。黃柏於「陰虛火動之病須之，然必少壯氣盛能食者用之相宜，若中氣不足而邪火熾甚者，久服則有寒中之變」。此即謂過用苦寒，致傷沖和之氣。因寒傷胃陽，故有寒中痞滿之變。此論影響於後世亦頗深遠。如吳鞠通減味烏梅丸法，即於仲景烏梅丸中減去黃柏等剛藥，以顧陽明陽腑之陽，而有「過用苦寒，致傷胃陽。亦間有少用剛者」之論。李時珍是從胃陰與胃陽兩個方面來考慮慎用苦寒之藥。無疑這對易水之學是一大發展，其於臨床有著極大指導意義。
運用李東垣理論闡釋藥理
李時珍說：「升麻引陽明清氣上行，柴胡引少陽清氣上行，此乃稟賦素弱，元氣虛餒，及勞役饑飽生冷內傷，脾胃引經最要藥也。」升麻、柴胡引陽明、少陽清氣上行的說法顯系易水張李的觀點。由於時珍對易水之學相當嫻熟，故常常採用他們的理論來闡釋藥理。如東垣在闡述元氣的生化及功能時曾說：「飲食入胃，先行陽道，而陽氣升浮也。浮者，陽氣散滿皮毛；升者，充實頭頂，則九竅通利也。」說明胃中清陽之氣上達充養頭面五官，則九竅通利。李時珍在闡明辛夷主治「鼻淵、鼻鼽、鼻窒、鼻瘡及痘後鼻瘡」的藥效原理時說：「鼻氣通於天，天者，頭也，肺也，肺開竅於鼻，而陽明胃脈環鼻而上行。腦為元神之府，而鼻為命門之竅，人之中氣不足，清陽不升，則頭為之傾，九竅為之不利。辛夷之辛溫走氣而入肺，其體輕浮，能助胃中清陽上行通於天，所以能溫中，治頭面目鼻九竅之病。軒岐之後，能達此理者，東垣李杲一人而已！」李時珍指明胃中清陽之氣由足陽明之脈上行至面挾鼻，及由脾輸肺，再上達於頭這兩條經絡而輸布充養頭面五官之竅。辛夷辛溫能助胃中清陽上通於天，即由肺至頭，故能治頭面目鼻九竅之病。解釋透徹，不僅是贊同東垣之論，而且是大大發揮了東垣之論，可見李時珍運用脾胃理論已是達到左右逢源的境地。
運用東垣升降理論指導臨床
李東垣認為脾胃乃氣機升降的樞紐，若脾胃損傷，則升降失常，「或下洩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無春夏，乃生長之用陷於殞殺之氣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並強調在升降這對矛盾之中，脾胃元氣上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故說：「陰精所奉，謂脾胃既和，谷氣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壽；陽精所降，謂脾胃不和，谷氣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
李時珍對這種理論是體會殊深的。故能靈活地用以指導臨床。如謂「升麻葛根湯，乃發散陽明風寒藥也。時珍用治陽氣鬱遏，及元氣下陷諸病，時行赤眼，每有殊效。神而明之，方可執泥乎？」因為李東垣常用升麻、葛根等為升陽風藥，故李時珍即用以治陽氣鬱遏及元氣下陷諸病。若時行赤眼，李東垣常用升陽和血瀉火等法，如芎辛湯、歸葵湯等。時珍師其法而不泥其方，用升麻葛根湯治之，亦收升陽舉陷、散風和血之效。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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