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脈辨病機主要是對於脈診在辨證中知常達變的問題，常易知而變是難以瞭解和掌握的。古人以常為「經」，經即是常，古人亦名為「典要」，就是現在的常規，一般情況的意思；變是「權」。
戴震曾說：「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面准，不足以知之。《論語》日：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叉日：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可見無權則經亦失去了意義。事物是複雜的。只知常規、常法，而不達變，是無法解決複雜的問題的，常規常法亦是在理的原則下制定的，惟有知常達變才能真正體現理。所謂權原意是「秤錘」，它「秤物平施」可輕可重，看對象的需要當在兩不得不在兩，當在斤不得不在斤，秤錘不是一定不移之物，但有一定不移之理，有一定不移之理．但不應當有一定不移的死板方法和成見。
在辨病機的時候，可以說是根據脈證以得其可，而不知有所謂權，只是根據當前的實際問題認為有所不可，不執平素所謂的可為可，所不可為不可，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認為有所可，不執平索所謂的不可為不可，所可為可。這不但符合理的要求，與常規常法並無矛盾，相反的它們是矛盾的統一，在更高一級的醫理脈法的法則上統一了起來，使辨證論治達到了更具有辯證方法的性質和內容。所謂「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亦正是對不知權變的最好的寫照和諷刺。在病機的辨析中常規的辯證可以說是較為完備的了，但變動的部分只能原則的認識理解和應用，結合古人的示範和在臨床中的客觀需要來對待，是無法定出一套常規來的。能夠定出常規，它亦就不是權變了，所以我們只能就幾個方而來概括其內容。
平脈辨證應當是一個系列
自《脈經》起，形成以脈列證的以脈為主的系列，使脈證的關係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成為兩個系列，在實踐中只不過是兩個系列的拼台。《脈經》後的著作雖然亦有一些關於病機的內容，但由於受單一系列的控制，在引證《內經》、仲景書等資料時不是將它們認為是機動靈活的，而是變成為固定說法，或簡單的以宜不宜，生死等出之。將權變化為經常對比，古人雖有所補苴，性質亦然。可謂化神奇為腐臭，於是亦歸人了系列之中，尤其是《脈訣》以來的歌訣形式非常有利於固定、記誦而不利於分析論辨的表達。《脈訣》在前，李時珍的《脈學》等在後，影響極大，為脈法形成自己系列上起到積極的作用。對脈辨病機起到消極的作用。解決脈辨病機的問題在認識上是尤關重要的，面對兩個系列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則是首。
病機的取得在於對脈證常變的分析認識
脈證的常變，是取得病機認識的最主要的方法。具體的是對脈證的綜合分析加以論辨，如兩者的對比、性質的分合，程度的重輕，病情的逆順，胃氣的有無，脈證的取台等等，從而伺其病機。其中包括有：病定脈定；脈隨病轉；脈在機先；脈證不符；脈病人不病，病脈不病等等。對於這些必要時都應作深人的分析認識，例如脈證不符不能單純的以宜不宜、生死等對待；脈病人病問題亦不能單純的以《難經·第二十一難》的「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日死，何謂也？然人形病脈不病，非有不病者也，謂息數不應脈數也。此大法」對待等等。
以醫理脈法做為審病機的基礎
在機動靈活的病機審定中，有一定不移之理，理就是醫理脈法。病機要建立在醫理脈法的基礎上。要辨證的更合於醫理脈法，只有在高度正確發揮平脈辨證的優勢時，才能顯示這種意義。古人用這種方法顯示了臨床辨證的高水平。要繼承發展，否則不但脈法將越來越失去光采，醫理亦會為之不明的。
繼承和整理
脈辨病機是一個理論性和臨床性都很強的問題，古脈學對此做出卓越的貢獻，但亦缺乏系統的整理和總結。中經《脈經》以來在實踐和方法上的干擾，有一大段時間起碼是停滯不前的。明清以來雖然對此有人注意．並做出若幹成績，但自覺性不夠，系統性不強，缺乏歷史分析批判的觀點和方法，其影響並不大。但這是中醫脈學乃至中醫醫學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須重視起來。要有繼承有分析、有批判、有提高，認真將問題的性質理清，深人研究繼承古脈學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和歷代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尤其是明清以來的新進展更應予以重視。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整理、提高、總結使平脈和辨證仍舊恢復為一個具有高度辯證精神的辨證方法，從根本上解決兩個系列的不合理現象。使臨床學尤其是脈學在診病辨證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反映人體反應性和適應能力的尺標，在診病和辨證中起到充分的作用。
脈辨病機問題是祖國醫學重大關鍵性「學案」之一，認清其性質意義，理清其歷史沿革，批判其干擾影響，發揚其學術精萃對中醫脈學的發展是具有很大意義的。
隨機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