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藥局，是指北宋神宗熙寧年間面向社會開辦的官營藥業。到明代萬曆年間消亡時，大約經歷了宋、金、元、明四個朝代五百餘年。這是中國藥業史上的重大事件。瞭解它的產生背景和發展歷程，總結它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既有歷史文化價值，又有現實借鑒意義。
宋代興盛發展
熙寧元年（1068年），20歲的宋神宗趙頊（1048~1085年）繼位，決定推行王安石變法，先後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和市易法。推行市易法，王安石先在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進行試點，獲得很大成功。汴梁呈現出物價穩定，市場繁榮，國稅增加的可喜局面。然後再向杭州、揚州、成都、廣州等21個大中城市推廣。國家開辦官營商業的大政方針，為開辦官營藥業提供了政策支持。
根據市易法精神，國家開辦官營藥業，防止藥商投機控制醫藥市場。新開業的官藥局經營紅火。元豐元年（1078年）4月24日，三司對官藥局頭一年經營審計後說：「太醫局熟藥所熙寧九年六月開局，至十年六月收息錢二萬五千餘緡（千文為一緡），計倍息。」即國家獲得了與投入資金相等的利潤收入。
崇寧元年（1102年），宋徽宗趙佶下詔，允許各州郡用地產藥材等價交換官藥局成藥。這一措施深受地方和百姓歡迎。崇寧二年，官藥局業務激增，徽宗及時詔令擴大規模：賣藥所增加到5所，另設2所「修合藥所」，專事成藥生產；隸屬關係由太醫局轉到太府寺；戶部要派官員進行檢查。太府寺為掌管國家財貨政令、商稅、貿易的中央機關，使官藥局地位有了很大上升，同時，太府寺希望官藥局有更多的盈利貢獻財政。不久，「賣藥所」改名「惠民局」，「修合藥所」改名「和劑局」。同年，吏部尚書何執中向朝廷上奏：賣藥所其惠甚大，當推行天下，凡有市集，務置處之。上奏得到批准，官藥局便在全國陸續推廣。淮東、淮西、襄陽、四川、陝西及各路會府都先後開辦，盛時全國達到70局，形成了龐大的官營藥業工商體系。京城官藥局獨佔鰲頭，年獲利達到40萬緡，30年增加了16倍。這時，社會已有負面議論，認為官藥局丟掉了原創時定下的惠民目的。
政和四年（1114年），尚書省向宋徽宗上奏：官藥局獲利過多，有違醫藥惠民之意。徽宗准奏，令減藥價；又令「惠民局」、「和劑局」分別改名為「醫藥惠民局」、「醫藥和劑局」，使官藥局突出了醫藥特色和惠民宗旨。
南宋初，宋高宗趙構於紹興六年（1136年），詔京城臨安（今杭州）置官藥局，共置4所惠民局、1所和劑局。紹興二十一年，高宗又詔諸州置惠民局，發給成藥配本《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全國藥局均使用「太平惠民局」之名。
太府寺對官藥局管理十分嚴格，歸納起來有以下措施：
生產成藥的處方，經太醫局驗證有效後才能被選用；設「收買藥材所」，並置「辨驗藥材官」鑒定藥材真偽優劣；禁止用不合格生藥製造成藥，對陳損藥材予以燒燬；配方、製藥按《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要求，由「修合官」負責實施；藥品包裝，內裝仿單，外貼藥品說明書要「貼榜」及「和劑局記」的印記商標；出局有官員負責檢查，銷售又各有監官；官府派兵丁對藥局巡防保護，和劑局派10人，惠民局各派4人。
規定的獎懲措施有：制售假藥刑一年；晚上不值班、百姓急病不及時賣藥、利用職權從廉賣藥、占公家便宜及謊報實情者，杖一百；辨驗藥材官作偽鑒，修合官製藥不合格，經核實者罷官；局內人偷藥、食用成品，告發者賞錢20貫，監官未察覺者罰錢20貫；偷藥、虛報冒領者，以偷盜論罪；保管不善造成霉爛損失要負責賠償；藥局的管理官員、技術人員，都派能夠勝任者擔任；對辦藥局有功之人，可提前晉陞。
官藥局藥品質量高，價格低，服務好，受到社會廣泛稱讚。因而顧客盈門，獲利豐厚，也受到朝廷嘉獎。不少宋人著作都記載了當時的盛況。
南宋文學家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記載：「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修合藥官監督生產過程，有監門官監督進出物料成品和出勤考核。產品稱為官藥。官藥完成包裝後，分送京城內外各局，全國共有70局。銷售又各有官員監督。都選派能夠勝任的人擔任。稱為京官局。全國的官藥局都隸屬太府寺管理。藥價比當時民營藥業價格低1/3。每年可向戶部上繳利潤數十萬緡，朝廷都給予獎賞。」周密喜好醫藥，在臨安任過5年和劑局監察官，他的記載是可靠的。
蔡絛《鐵圍山叢談》也說：「京城惠民局增加到5所，賣藥使四方百姓受益，這是一個重大的舉措。年終結算資金進出，可獲利潤40萬緡，上繳戶部助經費使用。當時皇上令和劑局，凡是藥材原料告缺，要即時向上報告。」
宋代官藥局的產生與發展意義重大。第一，它是一種經濟體制創新，使宋代藥業出現了官營、民營兩種所有制並存局面，有利於藥業發展。第二，官藥局體制在全國州縣推廣，改善了城鄉人民的醫藥供應。遇災情、疫情和軍需，能夠迅速組織藥品生產進行救治。第三，官藥局頒行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是成藥生產的國家標準，為宋代及後世的成藥生產、宣傳推廣發揮了巨大作用。第四，官藥局是國家級製藥業，規模相對較大。產品以成藥形態流通，提高了藥品附加值，促進了經濟效益，帶動了藥材生產流通，使藥業的整體水平上了一個新台階。
金元時期繼承
金朝在金廢帝完顏亮貞元二年（1154年），仿宋制置惠民藥局，朝廷設惠民司進行管理。
元朝推行官藥局體制十分積極。還在元太宗窩闊台滅金後的第三年（1237年），就令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500錠為規運之本。元世祖忽必烈中統二年（1261年）、四年，又命大都、上都置局。朝廷對本金收1.5%的極低利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各局都報經營虧本，忽必烈怒令全部停業。十年後，元成宗鐵穆耳又令各路置局。根據民戶多少撥給官本：腹裡（中央直轄區）3780錠，江浙行省2615錠，湖廣行省1150錠，江西行省300錠，河南行省270錠，遼陽、四川、陝西行省各240錠，甘肅行省100錠，雲南行省貝幣11500索。湖廣行省韶州府惠民藥局，不僅向社會供應藥品，還組織藥材南北交流，擴大了官藥局的職能範圍。
明代後期逐漸衰亡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詔令南京、北京及全國府州縣置惠民藥局。全國陸續開局者不少。如江蘇太倉州、江西建昌府、山東新泰縣及浙江杭州、寧波、蕭山等45個府州縣置惠民藥局。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下詔，各地要趁農閒之時修繕藥局房舍，並派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員到各地巡視。但是，明代官藥局卻在萬曆年間走向衰亡，官藥局體制約歷500年走完歷程（1076~1619年）。
古代官藥局在明朝晚期衰亡是一個漸進過程。
宋代，官藥局在初建的一段時期，有過增收惠民的輝煌成就，受到朝廷嘉獎和社會讚揚。可是後來內部產生以權謀私、官商作風、供應品種減少，以及侵佔、偷盜等腐敗違法現象而留下罵名。南宋文人俞文豹在《吹劍錄外集》中，有一段著名的總結性抨擊，他在最後處說：「老百姓只享受到名義上的好處，官吏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所以，京城人稱惠民局為『惠官局』，和劑局為『和吏局』。」事實的確如此。奸臣童貫被罷官抄家時，發現私庫中藏有和劑局理中丸數千斤。
元代官藥局，曾因經營虧本一度「悉罷革之」。明代中期以後，政治日益腐敗。萬曆年間（1573~1619年），皇帝20多年不理朝政，北京戎府街，有皇帝與宦官合夥開辦的寶和、和遠、順寧、福德、福吉、延寶六家皇店，專門經營各地運來的雜貨及犀角、象牙、珍珠、人參、鹿茸、硃砂、水銀及其他藥材。對官藥局進行釜底抽薪。
皇室追求私利，遼東又有後金威脅，明代官藥局已變成為病者診病賣藥，遇疫病流行製藥施藥的衛生慈善機構。正如嘉靖時醫史學家李濂在《惠民藥局記》中所記：「凡是到惠民藥局求治的病人，都集中在木條圍欄的外面等候，而內科、外科醫生，則各看各科病人，診斷疾病，對症下藥。」在人口較多、藥業較盛的蘄州，惠民藥局僅有門房一間，疫病流行時為貧病者施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京師疫病流行，太醫院和惠民藥局都依方製藥，在城門等處散發。
萬曆十五年（1567年）5月京城疫病流行，京師在五個城門現開藥局救治。從5月15日到30日，問病求藥者日以千計。旬日後疫氣解除，共治病者超過10萬人，共用藥品超過20萬斤。由此看來，官藥局大致是在萬曆年間消亡。另一方面，明代官藥局在內困重重的同時，遇到了迅速發展的民營藥業的有力競爭，促使其加速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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