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國薦論文
以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聞名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於1942年來到重慶，擔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
來華之前，李約瑟在魯桂珍影響下，已經對中醫藥有所瞭解。魯桂珍出生於醫藥之家，「魯桂珍是魯茂庭（字仕國）的獨女。她有兩位弟弟。魯茂庭是南京的—位富裕藥商。她曾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工作，當時伊博恩認為傳統中醫對腳氣的食療方法有合理性，指導魯桂珍等進行了一次用西代科學檢驗中國傳統醫學療法治療腳氣的嘗試，治癒了80名患腳氣的紗廠工人。1937年魯桂珍來到李約瑟的英國實驗室工作，促使李約瑟對中國科技產生了很大興趣。1939年李約瑟、魯桂珍就撰寫了第一篇醫學史論文《中國營養學史上的一個貢獻》，介紹中國古代對營養缺乏病的認識，在戰後發表。
李約瑟在戰時中國，相當注意中國藥物學家對中藥的研究情況，他考察了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記錄該系當時主要研究的問題「是中國舊藥典上治瘧藥物中的贗鹼（生物鹼）及配糖體（糖甙），就現在世界上奎字缺乏的關係講，這是很重要的」；考察了經利彬博士主持的「集中於中國土產藥材的植物學及藥物學方面的研究」的教育部藥物研究所，華西醫醫學院裡「馮博士研究中國藥材，如調經的當歸和刺戟子宮的益母草」等。這個時候他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看法：「在經驗發明方面，中國人的成就確實相當偉大，問題在於為什麼他們沒有繼續進入理論，或現代科學的大廈。」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就是在這一時期提出來的。
李約瑟所主持的中英科學合作館，其重要的一項職能是促進中國科學家與西方的聯繫，並推薦中國科學論文給西方高水平雜誌發表。竺可楨記載：「（李約瑟）送給英美期刊所登文字凡138種，其中86%為期刊所接受。」這對外界瞭解戰時的中國科研狀況和成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這種肯定，又對抗戰時中國民眾的士氣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常山抗瘧受重視
在李約瑟推薦的文章中，有一份關於研究常山抗瘧的成果——程方祖的《關於中藥「常山」治療瘧疾的初步臨床報告》。因為李約瑟考察時看到，常山抗瘧是當時中國科技界的研究熱點，因此他想將這方面的進展推薦給國際社會。
說起常山抗瘧研究，是抗戰時中醫藥科技的一個重要成果。對常山的重視源於國民黨元老陳果夫。當時西南大後方瘧疾流行，特效藥奎寧因主產地南洋陷落，來源銳減，十分短缺。其時一位政府職員程清舫見報紙刊登了一則「治瘧方」，組成為：常山、檳榔、鱉甲、甘草各三錢，烏梅、紅棗各三枚，生薑三片，認為有效，於是多方轉抄送人。陳果夫見到後，也給病人試用，發現有效，即指示中央政治學校醫務所所長程佩箴等人進行研究。
程佩箴等人選擇50位瘧疾病人進行治療，「其試驗效果頗佳」。陳果夫報告蔣介石，蔣介石很感興趣，撥款給予經費支持，成立了國藥研究室，組建了一支從臨床、藥理、植物和種植的研究隊伍。研究人員分析原方以常山為主，他藥為佐，同時檳榔、龜甲來源不易，於是決定選擇常山一味進行研究。發現效果理想，但嘔吐副作用嚴重，後來進一步研究，將不良成分析出，「製成片劑及注射劑，其效力不變，且無副作用，應用亦便利」，臨床治驗療效達96%。陳果夫非常高興地說：「在此次戰爭中，各國認治瘧的藥，是戰爭決勝的因素，我們也有了……在小小的茅屋裡，發明這樣大的事業，也足以誇耀世界的了。」
1943年《藥報》第一期對此進行了報道：「前由蔣委員長撥款設立之中藥研究室。於去春在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醫務所內正式成立。第一期工作為『常山治瘧之研究』，計分植物、化學、藥理及臨床四部分進行研究。聞臨床部分已於六月在大渡口某大工廠用常山錠及注射劑治癒1800餘人，毫無副作用發現，有效成分之結晶體亦已提出，並證明確有代替奎寧之可能。陳果夫鑒於常山產量尚少，不敷製造，特呈請委座指撥專款，交農林部大量種植，並派員赴南川金佛山墾殖區擇定高地四千畝，現在準備插枝種植，如此可使常山大量生產，不致有缺乏之虞。」金佛山種植場下設4個工作站，總面積達5940畝，所種植的常山成活達到260萬株。
寄望中藥科學化
戰時李約瑟所推薦的程方祖那篇文章，後來並未見到在國外發表。這可能因為該文屬於臨床報告。正如研究組所言：「常山治瘧，雖有特效，然在藥理上若無所闡述，仍不足以取信於人。」當時國內組織了不少研究人員來進行常山藥理研究，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像張昌紹、趙承暇等人發現了常山的有效成分常山鹼，並確定了其化學結構，成果後來發表在《Science》雜誌上。不過這是戰後的事了。李約瑟說：「戰時我在中國的時候……應用常山非常之多。為了防治瘧疾，人們紛紛去找常山，而不找奎寧，因此對於常山的研究非常多。中國各類藥物實驗所都從事這項工作，在戰事初期便得到肯定的效果；但西方還是存疑，最後經國立醫藥研究所的湯馬士·霍克博士對它做了研究，證實為相當有效的治瘧藥。」直到後來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學者也進行了研究，科技界才公認其療效。但是後來合成的各種化合物，始終存在嘔吐反應嚴重的問題，未能上市用於臨床。這也說明，中醫復方可能更加合理。
李約瑟認識到，「中國藥物學實在有許許多多深饒興味的東西」，不過，作為西方學者，他所關注的還是科學驗證後的成果。1945年李約瑟在將要離開中國之際，遞交了一份給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的報告，裡面就中醫藥研究說了一段話：「現代醫學是一個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系統，中國傳統醫學是十分遜色的，而且很不可靠。儘管如此，傳統中醫藥中無疑有一些尚未得到科學解釋的寶貴東西。大概1/20的本草有真正的藥理活性，應該有1/40在世界藥典中擁有一席之地。但是可以看到一種被誤導了的民族主義，一些中國官員希望我們相信傳統醫學系統從總體上比現代醫學好，並且僱用科學家以證明傳統藥物是有效的；如果科學家們不這樣做，那將給他們帶來不好的結果。」從這裡可以看到，他不認同陳果夫等從傳統角度支持中醫的立場，出發點還是站在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中醫。不過由於他的介紹，世界科學界對中國醫藥學的成就有了更多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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