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昭源質本、與時偕進是中醫藥學的三大特徵。
醫經，不僅昭鑄了很多醫學發現與醫學發明，富藏學術資源，還有諸多難以計數的學術生長點，以供後來者續接和培植。
經典的詮釋既為方法也是創新，經典的詮釋學體系是基於經典原創思維的最為重要的發展路徑。在詮釋經典的同時，也壯大了理論內涵，使理論不斷出新、增長、壯大，這也是古代中國學術發展的規律、方法和路徑。
在流傳中能自我壯大為體系的源頭名著被稱作經典。任何學科都把它的經典著作視為寶貴的學術資源或財富，中醫學更是如此。中醫藥的經典著作，是中國傳統生命科學智慧的結晶，學術的核心與開山，也是傳統文化的瑰寶。博大精深、昭源質本、與時偕進是中醫藥學的三大特徵。其豐富性和包容性令業內外的學子們志於道，而經典本身又是一個有生機的自增長系統。
研讀經典之必要
科學研究與治學都要「從思想上去掌握事物」（《愛因斯坦文集》1卷3頁）。思想是靈魂，方法是鑰匙。這也同樣適用於中醫學人。清人梁章鉅說：「讀書須有根。」中醫籍的根就是那些被稱為「經典」的書，不過這些醫書是中醫藥理論體系的「流」而不是「源」。對於理論體系的流脈，先民的醫學實踐是源，然而稱元典的《黃帝內經》、《神農百草經》等上游著作，以其創意造言，發凡起例，訴近旨遠之功，令人繼往開來，篤悟衍深。《文心雕龍》曰：「聖哲彝訓曰經」，學子們恭服經言為彝德明訓，尊創經者為聖哲。這是民族優異文化之夙慧的傳統。在中醫學也行遠垂久。《內經》等經典，以其創造性、構架性和賦以特質使學人「道不可須臾離」，又當務精務善。
詳其本源，莫非經典。中國古代的學問是圍繞生命展開的。邏輯史學家皮亞傑在論述認知發生學時指出：「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質。」對中醫學來說中醫經典可以知本源，覽全局，識特質。胡道靜先生曾說過：「中醫學這一生命文化的胚胎，是中國整個傳統文化社會歷史推進的舵漿，是中國傳統文化區別於世界文化的分水嶺。」先哲原創的《內經》，以天人相應和生成論，概述了中醫學的生命觀。又以陰陽五行為總框架，序物比類，論常為道，規事於理。又在即像以見理的探求中，構建了「真而不實，虛而不假」的藏象經絡，立象以盡意。《內經》之五臟是法四時具時間結構的五臟；所善言之氣，是必彰於物為信息的氣。《內經》論述自然變化和人體疾病，以變動不居立論，以「善言變言化者。通神明之理」，蘊成了氣化論，在臨床上開拓了辨證論治的道路。由是可見中醫理論特質的一斑。清代學者金埴在《不下帶編》中說：「不明經則無本。」元典的《內經》、《神農百草經》等，正可堪為中醫藥理論之本，這提示我們治學之首務在於明經。
醫經，不僅昭鑄了很多醫學發現與醫學發明，富藏學術資源，還有諸多難以計數的學術生長點，以供後來者續接和培植。漢張仲景以《素問》三篇熱論的六經為契資，發揮《湯液經》等所傳之經方和《靈柩·雜病》，結合自家的經驗和見解，創發了《傷寒雜病論》，其六經辨證，擬「《易》六位而成章」的思想對《熱論》六經進一步提升，以「彌論群言，精言一理」，垂方法，立津梁。誠如《文心雕龍》所說：「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傷寒雜病論》的兩個傳本《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在後也被敬奉為經典了。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指出：「古醫學雖有派別，而本質則同也。」（《秦漢史》）金元之兩派四家，其實都是以《內經》的某些論述為始基引伸觸長，緣督發揮的。河間與易水兩派發揮五行，河間主火，易水重土，對於火，河間也認「君火以明」為「名」，創相火論，易水之東垣則以陽陷陰中為陰火；用藥上，河間擅苦寒攻下，易水派則溫補養正。金元四家系各發揮醫經中某一莖枝而卓然成家者，劉河間發揮病機，張子和攻邪，李東垣調補脾土，朱丹溪疏洩五郁。正是諸多的學派使中醫之川，匯為滔滔壯大的醫經，也增強了自身的活力，觀其形勢，則是以經為本，以學隸之，繼往聖，開來學者。
研讀經典之路徑
經典的實用價值和豐富的學術資源藏庋的寶庫價值，決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讓學人溫其故而得其新，常讀常新。在經典的發展中，或學人在研讀經典過程中，開發了一條讀經的路線，建構了一條獨特的詮釋學體系。經典的詮釋，循其發展路徑有三個階次：開始是「故」、「解」、「傳」、「注」等。用事實和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做「故」。演釋原來辭意，叫做「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例如解《易經》的《易傳》，解《春秋》的三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注」為解釋字句，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事實故事的。第二個階次為「緯」、「疏」。「緯」是橫向聯繫內容的解釋或發揮。「疏」是給注作注。漢晉之注文簡括，時代久了，語言有變遷，有些便不容易通曉，南北朝人給這些注作解釋，也是補充材料，或推演辭意，稱為「義疏」或「疏」，簡言之，疏謂注之注。到趙宋時代，開始把「註疏」發展為一種文體，如清代阮元有《十三經註疏》。第三個階次為「正義」、「補正」、「考證」。以「正義」釋經，是從唐代開始，目的仍是疏明經義，認為魏晉以降的註疏冗玄，便削去玄異，力求切實，以統一文字和義疏。一如由唐代國子祭酒孔穎達總其成的《五經正義》即有音切訓義定本的價值。「補正」與「考證」總和為「考據」，在清代被乾嘉學派發展為考據學。是對經書中的文字、音韻、名物、訓詁和古代典章制度的考證及辨偽。以實事求是，闡明古義為主旨，在方法上，大致以校勘釐正文本，以訓詁貫通字義，歸納積累資料供研究者的應用。清代考據學又稱樸學，創始者是清初顧炎武、閻若璩，繼承者如吳派惠棟、皖派戴震諸人。考據學集大成者是清末王國維，20世紀初，地下文物的出土，為經史學研究方法提供了創新的契機。王國維以其重原典實物，創二重證據法，以地下之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
這個經典的詮釋學體系，在詮釋經典的同時，也壯大了理論內涵，使理論不斷出新、增長、壯大，這也是古代中國學術發展的規律、方法和路徑，如清初三先生之一的王夫之在《周易外傳》所云：「學成於聚，而新故相資新其故。」中醫之經典的詮釋學業已經自成體系。治《內經》，如齊梁之全元起有《素問訓解》，隋之楊上善有《太素》，唐代王冰次注《素問》有《素問釋文》，宋林億等有《素問新校正》等。治《神農本草經》，宋齊梁之陶弘景有《本草經集注》，明代繆希雍有《本草經疏》，清代有鄒澍的《本經疏證》等，從書籍的命名即可知中醫的經典研究，是沿循「注—疏—補正」的詮釋學路徑發展的。這條發展道路，可謂是聖作賢述繼補，在註疏補正中把臨床實踐的精華和有理據的新知補充進來，即堅信原創思維，又新故相資，可比堪甚至強於實驗研究。因為實驗研究的科學實證，總不能離開對整體的分割才能進行分析，這在解讀或概括整體規律時，必然會有「測不准」的誤差。我們以此說經典的詮釋既為方法也是創新，經典的詮釋學體系是基於經典原創思維的最為重要的發展路徑。
古代治醫，把《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和《傷寒論》（實際包括《金匱要略》）稱「四大經典」（也有稱《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為「四大經典」者）。清代中期以後，有者曾把《醫學三字經》、《瀕湖脈學》、《湯頭歌訣》、《藥性賦》稱「四小經典」，為啟蒙授徒之用。任應秋先生在講授《內經十講》時，曾有《十大醫經》的說法，是《靈樞》、《素問》、《難經》、《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中藏經》、《脈經》、《甲乙經》、《諸病源候論》。研讀這些先期的醫著，既有「求所從來，方為郅致」築基奠址的意義，又有鋪陳萬里、拓其境界之功，對於指導臨床，真可謂「論不虛生，引驗見效」，令醫者終生受益。
中醫經典所展示的天人合一和生成論的人體觀和以意會知識為特徵的學術體系，大異於西醫學天人相分構成論的人體觀。在中醫理論中意會知識的特點非常突出，例如用「取道之象」，以虛擬的模型研究人體，以「應同」和「至道在微」，言局部有整體的信息而診治；從宏觀和模糊中概覽全局；著重「成敗倚伏生乎動」從「變動不居」的理念辨證論治等。意會知識的最大特點是「神轉不回」。此般契理契機，只有在深研經典中領悟識見。
經典體系大勢垂成後，務當煥發生機循術而進，要克服經典決定論怪圈機制的影響，因為經典從構成文本上都不盡全面，例如在《永樂大典》言《內經》、《外經》的「術」字編下就曾指出：「《內經》多倫道之言，為氣化之學所從出；《外經》多言術之用，為解剖之學所從出。」但後來《外經》失傳，中醫解剖學薄弱了，魏晉以後雖然有所補充，但仍不敷臨床，需要補充發展。對於藏象經絡等特色性理論，同樣需要發展、創新。這種發展與創新，其要旨當是以經典理論為主幹，同時兼固構造性人體知識和藥學成分知識的補充和發展。諸多的流派和各家學說即是對經典的發展。但對於緊跟「顯學」，以其為科學的標識，以己為非的「兩失之道」（蕭龍友語），務必斷其軌轍。緊跟顯學者老趕是也。清代章學誠先生說：「學術與一時風尚不必求合適」，當代現象學創始人之一的胡塞爾也說：「我們切勿為時代而放棄永恆！」
研讀經典之要點
時代在發展，讀經工具書非常豐富，為學之道日見高超，當代研讀醫經的成就遠邁前人，如何以現代人的現代意識研習經典，除學者自家各有創造外，尚有共同的習慣，我簡要概括呂思勉、朱自清等前輩的談講如下：
第一，「氾濫知其大概」，「重要學術問題得知其崖略」，「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
第二，研讀方法要現代化，包括運用現代化工具書，計算機網絡，先讀現代人論著。
第三，註疏考訂要讀，「不患其淺，患其陋耳」，但主旨是「學貴得之於心」，尤貴自得。
第四，經典要言名句要背記一些，以備發揮「記憶思維」之用，《醫宗金鑒·凡例》中說「書不熟則理不明，理不明則識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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