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中醫——對中醫基礎理論的重新認識》（以下簡稱《回》書）一書考證得出：「證的概念，實際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證與症並無區別。因此，「辨證論治」及其衍生出的「方證相應」都是在強調「症狀」，即對症用方，這與中醫臨床核心之「察機用藥」顯然不同，並認為這也正是「幾十年來諸多學者將證候作為辨證論治的研究重點，但至今未有重大突破」的深層原因所在。
「方證對應」之「證」實為症狀
《漢語大字典》釋「症」曰：「病象。有時也泛指疾病。也作『證』。」而對「證」、「証」、「證」的解釋則分別是：「證，病症。後作『症』。」「証，同『證』。」「證，『證』的簡化字。」由此可知：證即症，並沒有實質的區別。汪昂《醫方集解》中說：「症者證也。」「症」是「證」的醫學專用字，義同，可通用。
證、症的強行區分，發端於西學東漸之後，定型於上世紀50年代。談「證」這個具有特定時代意義的概念，我們應該明白兩個前提：第一，目前習以為常、約定俗成的「中醫基礎理論學科」，是近代中醫學界為溝通中西，適應時代潮流，以西醫學為參照系，在「科學」化的背景下，將中醫學中的某些固有內容作了另行規定的產物。「證」的概念即其一。第二，《回》書認為「證」的本意為「患者訴說的症狀和醫者所診察到的體征」，其「本義和引申義都同本質、概括等意思不沾邊」。作為一個固定概念出現，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二版中醫學院教材編寫之時」，並推測這樣做是為了「盡量使中醫基礎理論沾染上『辯證唯物論』色彩的緣故」。
目前講的「證」的概念的歷史，不超過60年。最初提出「證」，是為了強調中醫學的「特色」和「優勢」，但因為其只是一種規定或者約定，所以時至今日，「證」給中醫學發展造成的障礙已越來越明顯。成肇智在《用「審機定治」取代「辨證論治」》一文中認為，這「不僅同傳統中醫學固有的概念和特點相牴觸，而且違背了語言學的規律。」
從桂枝湯應用談「察機」
談到桂枝湯方，多以「汗出、惡風、脈浮緩」之症對應，方後遵從溫服、溫覆、啜熱稀粥取微汗。此即桂枝湯「方證對應」之大概。但這只是桂枝湯使用之一例，遠非全部。
無汗可用桂枝湯，體現在《傷寒論》276條。「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王肯堂解釋為「此脈浮，當亦無汗，而不言者，謂陰不得有汗，不必言也。不用麻黃用桂枝者，以陰病不當更發其陽也，須識無汗亦有用桂枝證」。三陰病若見自汗出為亡陽，此條明言太陰病，故無汗無疑。三陰為虛，太陰病用桂枝湯，名為「發汗」，實為「滋陰和陽」（柯韻伯語）。
桂枝湯還有不「取汗」之用法。《傷寒論》中用桂枝湯多「方用前（12條）法」，從而使溫服、溫覆、啜熱稀粥等成為桂枝湯的經典服用方法，成為「得汗」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論中明言，若不如此，即使桂枝加桂湯多加桂二兩，也不會「得汗」。這便是說，如果不「方用前法」，就是桂枝湯使用的另一法。387條沒有「方用前法」，「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病脈證並治》也沒有「方用前法」，「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霍亂吐利止，正氣趨復，殘邪不盛，「小和之」意在緩緩復正，潛移默化，遂其自愈；妊娠平脈，無寒熱，雖有不適卻非病，可調和待其自復。
以上舉例說明，要學習桂枝湯之用，「對應」遠遠不夠，必須「察機」。
「證」和「機」
證即症，故「方證對應」其實就是「方症對應」。行文至此，便不難理解很多中醫學者提出的如「抓主證，對證用方」、「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中醫也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時候」等命題。這些都是由「方證對應」衍生出來的，其共同的問題在於忽略了「機」。
關於「證」和「機」，劉渡舟先生在《方證相對論——兼論辨證知機》一文中提到：「方證對應」是「按圖索驥，照貓畫虎，近於臨摹」。雖然「邁進了仲景的辨證大門」，但離中醫學的奧妙之處還相差很遠。中醫學「既有辨證論治的學問，也有辨證知機的奧妙。兩個層次，則有高下之分、粗精之別」。
《金匱要略》中共有5條兩方或三方並主一證的條文：「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槍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薑湯亦主之」；「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術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這種情況下，如果離開「察機」，如何「方證對應」呢？人參湯證與枳實薤白桂枝湯證的區別在於虛、實；茯苓杏仁甘草湯證與橘枳薑湯證的區別在病位是肺還是胃，等等，這就是「察機」。臨床必須「辨證知機」。
對於小病、簡單病可以「方症對應」，也便於推廣、便於入門、便於「藏方於民」。但對於系統病、複雜病，「方症對應」多數情況下是「似捷而反迂」的。加入機理的思考，哪怕是無意識的，「方症對應」便提升為「察機用藥」。經方大家們臨證一定是「察機」的，但對於提倡什麼，對什麼人提倡等問題，卻需要反覆斟酌。
治療之法大致有「病原療法、對症療法、證候療法、協助自然療能之法四種」（見《祝味菊醫學五書評按》），都有其臨床價值。但其核心在於「察機」。只有「察機」才能用活經方，才可能臨證不惑，才可能借助經方的框架，構築中醫識病治病的廣廈。機械地按仲景書中舉出的有限例子來「方證對應」，只能起到提示思路的作用，只適用於經方入門階段。
從《局方》談「方證對應」之危害
以目前的眼光來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中不乏配伍精妙之方，但就是這樣一部方書，卻引來了金元四大家及後世的頗多詬病。錯不在方，而在用方之法、之人。
朱丹溪稱「《和劑局方》之為書也……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可以據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制，尋贖見成丸散，疾病便可安痊」。《和劑局方》可謂典型的「方證對應」。其普及程度之高，遠非目前的中醫和經方可比。普及還有一層意思為不必求甚解，不必「知機」。正是這種缺乏內在機理探求的普及給中醫學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當前中醫學普及的時候，一定要避免重蹈《局方》之覆轍。《內經》有「非其人勿傳」之鑒，古有「此事難知」之訓，普及實際是把雙刃劍，絕不可急於求成。要知道過猶不及。
綜上所述，中醫界應大力提倡「察機用藥」，務求方藥之機與病證之機絲絲入扣。如此才可不僅「入門」，尚可「登堂入室」，做到治發機先，機圓法活，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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