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國醫學發展史上，舌診對脈診形成了二次衝擊，這二次衝擊，是隨著二次舌診的發展高潮而來的。第一次衝擊是從《金鏡錄》的出現開始的，《金鏡錄》拋棄中醫的傳統診法，即脈診，專以舌診辨證，雖然可以說是一種創舉，但是由於它本身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方法上的不足，以及舌與苔的配合與臨床實踐不符的缺點，因此衝擊的力量不大，脈診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做為第一部舌診專著《金鏡錄》和第一部脈診專著《脈經》兩者相比，其學術成就相差太大，《金鏡錄》還不足以構成對《脈經》的衝擊力量，這主要與兩書作者的學術水平所決定的。《脈經》的作者，王叔和西晉人，雖早於《金鏡錄》的作者敖氏一千餘年，但王叔和做過太醫令，史書稱他性情沉靖，博通醫方，好撰述，是當時的醫學大師，他除編著《脈經》以外，還撰次過張仲景《傷寒論》，因此無論是醫學理論的造詣，還是臨床實踐經驗都是高水平的和豐富的，他既繼承了古代的各家所長，尤其是《內經》、《難經》、《傷寒》這些經典著作的理論方法，又對自己的豐富醫學經驗進行了總結，因此，《脈經》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既有切實可行的使用方法，又能具體指導臨床辨證的脈學專著，因此他一出世，便受到所有醫家的重視，並將它奉為圭臬。《金鏡錄》則不然，其作者敖氏，不知何許人，其經歷亦無從查考，可見其影響不大。從其著作水平來看，亦決難與王叔和相比，他沒有王叔和那樣深邃的醫學理論基礎，對舌診沒有從理論上去論述，對古代尤其是《內經》、《難經》、《傷寒》這些經典性的文獻中有關舌診的內容亦未進行繼承和吸收，在與臨床結合、指導臨床辨證方面又不那麼符合實際，因此它與《脈經》無法相比。
2、《脈經》對脈名進行了統一的標準化，在《脈經》以前，脈名的名稱並無統一的標準，經過王叔和的整理，對古代脈名進行了刪節成為二十四種，並具體說明了他們的形象，使脈象有了明確的統一標準。《金鏡錄》對古代舌診並沒有很好的繼承，當然說不上整理，更談不上統一和標準化的問題。
3、《脈經》還解決了許多技術性的問題，如獨取寸口診法是《內經》、《難經》都提出過的問題，但其中許多技術性的問題尚未解決，因面尚不能達到臨床應用的目的，如寸關尺的部位、長度，都由王叔和提出了明確的標準。其他如兩手六部脈所主臟腑，診脈時間，脈的陰陽、輕重、大小，人的大小，長短，男女與脈的關係，以及反常脈、脈的主病、死脈等等，王叔和都有詳細的論述，並指出明確的法則，王叔和在《脈經》中還編人了歷代名醫脈法，包括結合臨床實踐的運用法則，像這些技術性的問題，舌診同樣存在，但《金鏡錄》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因此《脈經》是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既有繼承，在繼承的基礎上又有發展，既是理論性很強，又是切合實際指導臨床辨證的實用脈學專著，其影響遠及國外。《脈經》所具有的這些成就，《金鏡錄》是無法與之相比的。《金鏡錄》很可能是敖氏臨床舌診經驗記錄，並沒有對其進行總結，使其理論化、系統化和統一標準化。正是由於《金鏡錄》本身存在的缺點和許多不足的地方，因而決定它對脈診構不成衝擊的力量。
《脈經》由於本身的學術成就和指導臨床實踐的重要意義，促使脈學不斷向前發展，繼《脈經》之後，不同版本的脈學著作不斷湧現，並且從高難度向通俗化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也出現過挫折，像《脈訣》這種謬說的流傳，但很訣就受到廣大醫家的批判，對《脈訣》的批判，實際上是一次關於脈學的學術爭鳴，其爭鳴本身就是一種推動學術進步的動力，同時又是一次脈學的大普及，正是由於這次爭鳴運動，才產生了《瀕湖脈學》、形成了脈學的第二次發展高潮。《瀕湖脈學》克服了《脈經》深奧的缺點，又吸收了《脈訣》通俗化的長處，使脈學朝著正確的道路發展，《瀕湖脈學》是脈學發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對於《瀕湖脈學》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瀕湖脈學》一卷。明·李時珍撰，宋人剽劫王叔和《脈經》，改為《脈訣》，其書之鄙謬，人人知之，然未能一一駁正也。至元戴啟宗作刊誤，字剖句析，與之辨難，而後其偽妄始明。啟宗書之精核，亦人人知之，然但斥贗本之非，尚未能詳立一法，明其何以是也。時珍乃撮舉其父言聞《四診發明》，著為此書，以正《脈決》之失。
其法分浮、沉、遲、數，二十七種，毫釐之別，精核無遺，又附載宋·崔嘉言四言詩一首，及諸家考證《脈訣》之說，以互相發明。與所作奇經八脈考皆附《本草綱目》之後，可謂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自是以來，《脈訣》遂廢，其廓清醫學之功，亦不在戴啟宗下也。」《瀕湖脈學》出世以後，由於它簡明易懂，言淺義深，又是撮其諸家所長，所以無論初學和老醫閱讀都很適宜，真是淺得其淺，深得其深。既町作為一般的實用書籍，又可作為進一步研究古代《脈經》、《傷寒論》、《金匱要略》，以及《內經》、《難經》等經典著作，和深入研究臨床辨證論治的階梯。《瀕湖脈學》的出現，使脈學進一步得到普及。至這個時期，脈學一直在祖國醫學診斷上佔有獨特的主導地位。舌診仍然遠遠落在後面。
在此之後，舌診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至明末清初溫熱學派的興起，很快將舌診推向第二個發展高潮，從而形成了對脈診的第二次衝擊。這次舌診發展高潮是以明代名醫薛已為先導，薛氏在偶然的機會發現了《金鏡錄》，倍加重視，給予其極高的評價，並注意補充了《金鏡錄》理論上的缺陷，他認為心為人身之主，舌為心之苗，因此舌苔能夠反映機體的生理病理變化，薛氏還將舌診的應用範圍從傷寒的圈子裡擴大到其他內外各科疾病。繼爾有申斗垣編撰的《傷寒觀舌心法》，對明代以前的舌診進行了歷史性的全面總結，以後許多舌診著作多參考此書。在此基礎上，舌診的理論和與臨床實踐結合方面得到不斷的補充和發展，如在理論方面，《臨症驗舌法》說：「核諸經絡，考手足陰陽，無脈不通於舌，則知經絡臟腑之病，不獨傷寒發熱有苔可驗，即凡內外雜證，也無一不呈其形，著其色於舌。」對於正常舌色與苔的論述，傅松元在《舌苔統志》中說：「舌為心之苗，其色當紅，紅不嬌艷；其質當澤，澤非光滑；其像當毛，毛無芒刺；必得淡紅上有薄白之胎氣，才是無邪之舌。」為什麼淡紅色舌是正常舌色呢？或者說淡紅色舌的機制是什麼呢，徐靈胎在《舌鑒總論》早有論述，他說：「舌乃心苗，心屬火，其色赤，心居肺內，肺屬金，其色白，故當舌地淡紅，乃火藏金內之象也。」苔的生成是胃之生氣所現。章虛谷說：「舌苔由胃中生氣所現，面胃氣由心脾發生，故無病之人，常有薄苔，是胃中之生氣，如地上之微革也。若不毛之地，則土無生氣矣。」吳坤安說：「舌之有苔，猶地之有苔。地之苔，濕氣上泛而生；舌之苔，胃蒸脾濕上潮面生，故日苔。」因此《舌胎統志》說：「舌色淡紅，平人之常候，紅者心之氣，淡者胃之氣。」舌為心之苗，心主血，故舌色能夠反映機體氣血的盛衰；苔為胃中生氣所現，面胃氣又是由心脾發生，胃又與脾互為表裡，故苔又為脾之外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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