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雲，直指當下。
1929年，中醫藥界集會抗議余雲岫的「廢止中醫案」時，提出的口號之一是「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確實，中醫藥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還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產業，已成為民族經濟的一部分。在近代大潮的衝擊下，傳統藥業也經歷著榮衰變遷。
傳統藥業利甲天下
1913年，神州醫藥總會要求北洋政府發展中醫中藥教育的請願書中說：「神州醫藥，富於天產。耕山漁水，俯拾即是。其流行於中國者，固難得其確數，即就最小之預算計之，每邑發銷20萬元，則合全國甚得四萬萬元。……政府縱不為億萬之商民計，獨不為國家之利源計乎？……此征諸財政之關係，中藥必宜提倡之理由五也。」中醫藥業對國計民生的作用，於此可見一斑。
中醫藥這條產業鏈，其上游是採集、種植（或養殖）部分，中游則是加工炮製、販運和批發部分，下游包括成藥製作、藥店經營和醫生坐堂等環節，另外藥材和成藥的進出口貿易也是重要的一環。在明清時期，中國就形成了禹州、百泉、安國、亳州等「四大藥都」。藥業商人「凡客商載貨來售者，各分以省，省自為幫」，形成了「十三幫」。也有以經營品種區分的，如廣州形成了「藥業八行」。
到了近代，由於華僑對中藥的需求，海外中藥市場興旺起來。據1917年記載，「藥材一宗，已歲產四萬萬金，利逼廿二行省。即廣州香港一隅，亦年銷約三千萬元」。在抗戰前，藥材佔我國出口的第二位，僅次於蠶絲。
成藥業在近代也相當興旺，明清時期北有同仁堂，南有陳李濟，至晚清胡慶余堂崛起，鼎足而三。很多藥店在全國各地有聯號或分店，像廣東普太和，光緒年間分鋪設於蘇州，而分寄各地藥店代售的則遍及國內外，還在各地招商代理，「如省城鄉鎮設可專售代銷敝號各藥者，價目特別從廉」。
興旺的市場，帶來了藥業的激烈競爭。為了在商業競爭中勝出，近代藥商們經營手法多種多樣。如「蛇王滿」在店前放著裝有蛇的大玻璃箱，以宣傳其蛇藥；買腳氣丸的僱人每天托著紙紮大腳遊行各街，宣傳功效。有的藥店逢年過節，贈送宣傳物品，端午送紙扇，年終贈日曆，舉子赴試，贈送藥物。或在農村迎神賽會時僱請藝人，唱龍舟，玩音樂，乘機推銷藥品。有些企業還以啟用「出江」人員，即以江湖賣藥形式，下鄉宣傳。
從道德自律到藥事規管
「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是中藥老字號同仁堂的堂訓。所謂修合，指加工藥材或製造成藥的工藝。藥店合藥是否真材實料、工藝規範？消費者是無從知道的，因此藥店往往以信譽、良心作為擔保。步入近代，以西方有關制度為參照，法制的管治終於也開始延伸向這片道德佔據的領域。
南方政府陸海軍大本營大元帥府時期，1924年5月內政部公佈《管理藥品營業規則》，將經售或配製藥品營業者分為賣藥商與製藥商兩類，要求皆應向內政部註冊，領取特種營業執照。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也開始加強對各種成藥的管理，1929年8月公佈《管理藥商規則》，1930年4月衛生部公佈《修成管理成藥規則》。要求成藥均應在化驗註冊領證後，方得行銷。衛生部門說：「其以兩項以上藥品為原料，加以配製而成，特別裝置，指明其療治病別，所謂膏丹丸散之類者……此種藥品，其原料如何，製法如何，含量如何，效用如何，以及未配製前有無毒質，已配製後有無變性等問題，自非詳加化驗，無以保病者之安全。」
但傳統成藥若要逐一化驗，花費巨大，藥商多持觀望態度，早期註冊者不多。但是，隨著法規的落實，不註冊很可能會遭遇取締。如抗戰勝利後，1946年中央衛生部重新開展成藥登記，限期一年。1947年，湖北省漢口市衛生科突然派稽查員會同警察，將當地多個藥店中的普濟堂、二天堂、何濟公等廣東藥商所產成藥進行查封，聲稱這些成藥均未經中央衛生部註冊，不能銷售。廣州市成藥出口工業同業公會向廣州市政府反映，指出「本會會員等所有成藥出品，均屬行銷已久，素為全國各省人士所樂用」，廣東離南京路途遙遠，手續繁瑣，註冊需時，在此期間不應禁止銷售。公會特別指出，漢口市「對別省及外貨成藥未聞取締，而對於廣東省成藥獨加禁售，未免歧視。本會會員損失固屬嚴重，對於兩省人士觀感，影響尤大」。廣州市政府為此專門出面與漢口市政府協調，並向內政部、衛生署反映。事件可能有當地藥商企圖借政府之力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的用意，但藥品登記的政策已得到行業的認同。
中醫中藥休戚與共
中藥業一向與中醫的發展休戚相關。一方面藥店往往聘中醫生坐堂，成為中醫謀生的一個重要陣地。另一方面，藥業商人在近代中西藥業競爭中，深刻體悟到「倘因中醫衰落，中藥隨之，其關係至大」的道理，曾主動出資創辦中醫教育。近代有兩所著名的中醫藥學校是由中藥業出資創辦的，其一是浙江蘭溪中醫專門學校，其二是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
以後者為例，該校的主要捐資者包括廣州和香港兩地的藥商。其籌辦宣言說：「中國歲產藥材，其值萬萬。設中醫澌滅，中藥隨之，微特農與工商輟業待斃，而國課亦為之牽動矣。蓋中國素號四萬萬人，貧富平均，每人每年只需藥費半圓，已達二萬萬之數。若棄此原有之二萬萬，而反以二萬萬轉購西藥，漏卮之巨，國何能支？竊謂欲保中藥，宜昌中醫；欲昌中醫，宜立專校。」於是穗港藥商積極捐資。不過藥商不直接參與學校管理，只佔據校董會中較多席位，兩種藥業組織定期從會費中撥款資助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及其附屬廣東中醫院。抗戰爆發廣州淪陷時，該校一度停辦。1939年，港方校董認為學校就此中輟的話太過可惜，於是慨然負擔經費，在港復辦。戰後廣州光復，穗港藥業人士又立即籌備回穗復辦學校及附屬廣東中醫院。當時，廣東中醫院被省衛生處佔用，準備用來建設婦嬰醫院。藥業同人招待新聞界，向社會公開此事，「因此引起輿論沸騰，認為該院既屬南洋、荷屬、小呂宋、星洲各地華僑血汗匯款所建，為南中國唯一近代化的醫院，自不應為強有力者所霸佔，一致予國醫藥界以聲援」。結果引起省政府干預，迫使省衛生處同意交回院舍。假若沒有這次鬥爭，恐怕便沒有今天名揚全國的廣東省中醫院了。
但是八年抗戰對藥業帶來巨大創傷。戰後連廣州、香港這些傳統富裕之地，藥業也日益衰敗，「國藥銷場日漸黯淡，校院經濟支絀，尚在風雨飄搖之狀況」。解放後，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和廣東中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才重現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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