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雲，直指當下。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中醫藥界與全國人民一起，投入艱苦卓絕的抗戰鬥爭。
中醫救傷有絕活
戰亂環境中，社會對醫藥的需求最為迫切。對中醫來說，更有意義的是以醫藥報國。不過，與西醫相比，中醫能勝任戰爭救護嗎？早在19世紀末，洋務運動派就認為西醫外科技術更為優勝，軍隊成為最早接受西醫的官方機構。1879年李鴻章在北洋部隊中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第一所西醫院。洋務派的張之洞在《勸學篇》說：「西藝之醫，最於兵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李鴻章1894年奏設醫學堂時也說：「查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要。而救治傷科，直起沉痼，西醫尤獨擅專長。」似乎中醫在軍隊戰傷方面已無立足之地。
對於這一問題，中醫界曾進行過客觀的思考，一位中醫指出：「蓋自歐西文化輸入我國以業，國人知識與思想為之一變，而國醫亦因醫理手術之落伍，及少有服務社會國家之成績表現，致見辱於西醫，見輕於政府。」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在1936年曾指出：「須知國際風雲日急，如一旦國家有事，國醫不能於戰爭之下，成立一後方醫院，或戰場救傷隊，將我國醫界份內之救國工作放棄，則不能幫忙國家，必為政府所輕視。」
幸而，傳統中醫在救傷方面頗有絕活。以廣東為例，廣東中醫公會組織的救護隊，曾在1930年陳濟棠與張桂軍之戰中，擔任救傷工作。救護隊在廣州黃沙車站等前線傷兵一運到，即為之敷藥換藥，為傷口消毒止痛，共救護600多人，「各傷兵無不讚服中醫藥救傷之超絕」。
有見於此，焦易堂寄望中醫界能發揮長處，做好救護準備。他指出：「國醫之傷科，如跌打、接筋、駁骨等之功效，確勝西醫，惟對於繃帶、器械、消毒、清潔、整齊等，不及西醫。宜采長補短……深望各國醫學校，迅行設立傷科班，以專造此種人材，備國家之需要。」
抗戰全面爆發後，由於醫護人員嚴重不足，政府大力吸收中醫參加救護工作。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國醫館應抗戰需要，很快組織了中醫救護醫院與中醫救護大隊。中醫救護醫院由賑濟委員會與中央國醫館會同設立，收容治療前線傷兵數千人，「舉凡切傷刺創擦傷裂創搔創槍創彈片創等，經本院傷科醫師治療，獲效既眾且捷，尚有一部分負傷官兵，於秋陽烈日之中，或受濕熱之郁蒸，兼發癰疽疔瘡者，為數亦頗多，皆均應用中藥而臻全治」。南京陷落後，中醫救護醫院隨政府西遷重慶，改名為中醫救濟醫院，繼續在大後方發揮作用。
各地中醫參加救護隊也很踴躍。上海設立了中醫救傷醫院和國醫藥界救護隊，湖北成立了「國醫藥界戰地後方服務團」，江蘇計劃「訓練全省中醫消毒、防毒、外傷、野戰救護等技術，35歲以下之中醫，均須受訓」。在廣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光漢中醫專門學校增設了戰傷救護系列課程；廣州衛生局公告「組織跌打醫生北上救護團」，「由局徵求市內對槍火傷救護功效素著之醫生參加」，準備北上前線服務。
難苦的救護工作
由於中醫救護卓有成效，得到了抗戰軍民的肯定。中醫全方位地參與了抗戰前後方的工作——
1939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後勤部會議中，湖南傷兵管理處專門提議「請各機關採用中醫中藥治病」；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其部隊中成立了「中醫治療所」，「不惜以高的薪水和待遇」招聘中醫和針灸醫生；在戰時廣東省會韶關，1941年省臨時參議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4個關於中醫藥的議案。其一為「請省府舉行本省中醫考試，以扶植中醫人才，而促進衛生要政案」。其二為「提請籌設省立中醫專門學校，以培養中醫人才，而保民族健康案」，提出「太平洋戰爭爆發，西藥來源斷絕，為適應當前急需，擬請籌辦省立中醫專門學校，作育中醫人才以增進國民康健」。其三為「加強本省中醫審查委員會組織，嚴厲取締庸醫及神方，甄別中藥配劑人員，以重衛生而保民命案」。其四為「創設省立國產藥物製煉廠，以增抗戰力量，而利國民經濟建設案」。中醫接受訓練參與了各種社會救護工作。
1944年，重慶國民政府還出台了《中醫師擔任後方征屬及患病官兵醫療服務辦法》，要求各地中醫師公會負責編組中醫師服務隊，對征屬和官兵實行免費治療。
除了戰傷治療，中醫藥對防止傳染病等也有積極作用。抗戰期間，由於金雞納樹的主產區東南亞被日軍佔領，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缺乏來源，1939年夏，中央藥物研究所在昆明設立門診，試用雲南草藥白槍桿根皮粉治療瘧疾，共治療19人，為研究新的抗瘧藥物打下基礎。1941年四川省國醫分館編製「國醫防治時疫宣傳大綱」，針對霍亂、痢疾擬定中醫方藥，廣為印發，為防疫做出了貢獻。
中醫藥的救護實踐，真正體現了中醫藥學的社會價值。當時報刊指出，戰場受傷之將士，「倘以國醫之具有根底者為之治理，則木屑竹頭，亦可駁骨舒筋；青草樹根，盡足還魂。堪以短促之時間，奏其神速之功效；輕微之藥物，當乎寶貴之靈丹」。合理應用中醫，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傷殘，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後方之困於病、死於病者，尤踵相接」，許多疾病「若以國醫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療之，則應手而愈」。所以，中醫界呼籲，「為人道計，為國家計，為抗戰前途計，為種族人格爭生存計」，政府應該真正重視中醫的作用，對中醫加以提倡以振興。
中醫政策重大突破
中醫救護和治療工作的成效，為政府和社會正確認識中醫贏得了轉機。抗戰期間，政府有關中醫的政策在幾個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一直困擾中醫的教育合法地位得到解決。1938年1月，支持中醫的陳立夫出任重慶政府教育部長，推動教育部承認中醫。1938年教育部正式頒布《中醫學校通則》，次年5月又公佈了五年全日制《中醫專科學校暫行課目時數分配表》，各科總共合計講授1640小時，實習1932小時，臨症1044小時，共計4616小時。1940年在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內還成立了一個中醫教育專門委員會，負責制訂中醫教育的有關計劃和方案。中醫已正式列入教育系統。
其次，中醫「醫院」名稱合法化。中醫醫療機構曾經被禁稱「醫院」，通過抗戰時期的努力，衛生署承認：「消毒方法及檢驗等知識，亦為中醫應具有之技能……對各地中醫醫院，准其援用《管理醫院規則》，予以同樣之管理。至醫院名稱，應令冠以中醫字樣，以示區別。」1944年5月在重慶成立了直屬衛生署的陪都中醫院，這是第一間國立中醫院。
第三，在法律上，爭取到中西醫的平等地位。1942年政府通過《醫師法》，取消了原來的《西醫條例》和《中醫條例》，將中西醫合併稱為「醫師」，具有同等的地位。根據《醫師法》，1945年全國中醫師公會在重慶成立。
抗戰時期中醫地位的改善，固然與重慶政府中支持中醫的人士主政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中醫的表現。中醫界回顧指出：「由於幾年戰爭的破壞與對外交通困難或隔斷這一事實，適使一部分西醫藥界人士對中醫藥有更進一步的客觀的認識。也正因為中醫藥在戰爭中重大的貢獻，政府才將中醫藥專科學校列入教育行政系統之內……這是中醫藥界幾年來艱苦奮鬥的成果，也是各界人士對中醫藥界有了新的認識的反映。」國難當前，「科學」之爭被暫時擱置，臨床成效被置於首位，中醫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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