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文化，源遠流長，寶藏豐富，象徵著幾千年來，我國人民和疾病鬥爭的睿智。
《史記•補三皇本紀》說：「神農氏以赭鞭（一種紅色的竹根）鞭（此意為採掘）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可見早在原始社會，我國的先民們，就已有了醫藥活動。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和生產工具的逐步改進，原始人類逐漸認識了可以治病的藥物，摸索出一些原始的治病方法，並學會製作骨針之類 可供醫療的原始工具，構成了我國醫藥史上的起源階段。
醫藥活動離不開人。原始時期，史載神農之外，有史可稽的傳說中的醫藥人物， 大致有伏羲、黃帝、僦季貸、 歧伯、雷公、桐君、鬼臾區、俞跗、少俞、伯高等人。這些人肇開洪基，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醫學，開出了一線光明。
春秋時期，巫術盛行。醫巫原自不分，《尚書》有云：「周公禱武王之疾而廖。」其時以殷王朝的賢大夫巫彭和巫咸最為有名，以至《說文解字》有「古者，巫彭初作醫」的說法。 然而巫醫治病，也並非全然 不用藥物，如《山海經•海內西經》就說：「開明者，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
周王朝時，隨著社會發展和醫藥知識的積累，以及巫隊伍本身的分化，巫、醫開始分道揚鑣。其顯著標誌是出現了專職醫生和醫療分科，以及設立了醫事考評制度。《周禮•天官塚宰》記載，當時有食醫中士二 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到年尾則考查他們的醫事，以核定他們的級別和俸祿。
在藥物劑型上，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藥酒，並有所謂伊尹創製湯藥的說法。伊尹為商湯時大臣，他所發明的湯藥，為藥物相互配合後降低毒性，提高藥效，並由生藥向熟藥過渡，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這一時期，還為後世留下了一個「病入膏肓」的醫學典故。 當年秦國名醫醫緩為晉景公治病，診斷結果，醫緩認為：「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值得重視的是，中醫臨床六氣致病的學說，這時也已漸露端倪。當秦國良醫醫和為晉平公診療後，曾經這樣議論說：「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同時指出晉平公的病是貪慾女色過度，而導致神志惑亂。醫和提出的「六氣致病說」和情慾不節致病的見解，表明當時醫家已開始擺脫「鬼神致病說」的羈絆，這對醫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和中醫病因學說的形成，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此外，議論中陰陽、五 味、五色、五聲等概念的形成，說明在春秋時期，陰陽五行學說已向醫學領域滲透。 從戰國到東漢將近700年間，中醫藥學從實踐經驗的積累， 進入到系統的理論總結，其標誌是《黃帝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和《傷寒雜病論》四部劃時代著作的問世。醫聖張仲景確立的理、法、方、藥的辨證施治原則，為中醫臨床學奠定了基礎。此外，名醫扁鵲神奇的診法，華佗在外科和針灸領域的高超醫術，淳於意開病案記載的先聲等等，都是這一時期醫學成就的體現。
魏晉南北朝時，系統整理醫學理論又上了一個台階。王叔和整理編次《傷寒論》和撰寫《脈經》，皇甫謐編著《針灸甲乙經》，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和雷敦的《炮炙論》等，都在中國醫藥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筆。這一時期，由於戰亂頻繁，疫癘及外傷等疾患盛行，因此，著眼於簡便廉驗的實用急救方書和外傷科醫書便應運而生。比較著名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陳延之《小品方》、《范汪方》，姚僧垣《直驗方》和無名氏《劉涓子鬼遺方》等。
其中《劉涓子鬼遺方》還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外科學專書。 由隋迄唐大約400年間，在醫學理論、方劑藥物、臨床各科和醫學教育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隋唐間產生了一些名醫和名著，如巢元方等編著的《諸病源候論》，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狀等，是我國最早的病因症候學專著。
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從基礎理論、臨床各科，到養生保健，均作了較為系統而又精闢的論述，在醫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此外，楊上善、王冰對《內經》的闡發，王燾《外台秘要》集唐以前方書之大成，都對後世醫學產生了較大影響。
藥物學方面，唐政府組織編寫的《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國第一部由政府頒定的藥典性本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藥典。其時，外科、婦科、兒科、傷科等都已形成獨立專科，並出現了較大規模的由政府開辦的醫藥院校——太醫署。
宋金元時期，在解剖學、診斷學、病因學、法醫學，以及臨床各科和對《傷寒論》的研究諸方面，又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由於政府重視，宋王朝創立了校正醫書局，對歷代傳世的重要醫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收集校正，刊行出版；為保存和傳播中醫典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一時期，還由官方出面組織力量，編寫了《開寶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圖經》、《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本草方劑專書。
降至金元，醫學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學術流派的空前繁榮。當時，劉完素提出火熱論，著述有《素問玄機原病式》等；張從正提出攻邪論，著述有《儒門事親》行於世；李杲提出脾胃論，著述有《脾胃論》、《蘭室秘藏》等；朱震亨提出相火論，著述有《格致余論》、《局方發揮》等。劉、張、李、朱；醫史上稱之為「金元四大家」，可見其時學術爭鳴的一斑。
明代，李時珍著《本草綱目》，這是我國藥學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部巨著，後來被譯成日、朝、拉丁、英、法、德等多國文字，廣泛傳播於世界各地。《本草綱目》之外，明王朝對於中醫學有較大貢獻的，還有吳有性著《溫疫論》，創「戾氣」致病學說。這是17世紀在傳染病病因學上的卓越創見。它為清代祖國醫學在溫病領域裡的開拓崛起，起到了先導作用。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高水平的醫學全書，其中享有盛名而至今仍為醫家推崇的則數張介賓《景岳全書》為最。
清朝是我國最後一個王朝。這一時期，祖國醫學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與傷寒學說相羽翼而又有相對獨立性的新理論——溫病學說，從而豐富了祖國醫學對於外感熱病治療的手段和經驗。其時葉天士著《溫熱論》，薛生白著《濕熱條辨》，吳鞠通著《溫病條辨》，王孟英著《溫熱經緯》，洋洋灑灑，蔚為大觀。
溫病學說之外，王清任《醫林改錯》和吳尚先《理瀹駢文》，也在中醫學發展中各樹一幟。王清任注重實踐，不僅在解剖學及研究醫學的方法論方面做出了可貴的貢獻，而且還創造了許多活血化瘀和益氣活血的方劑，擴大並深化了祖國醫學對於瘀血病症的認識和治療。
吳尚先的創新精神在於從理論和實踐上，對古代外治法進行了系統的繼承和發揚，使這一簡、便、廉、驗的治療方法，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應用。
民國以來，隨著西洋醫學的源源輸入，自清代形成的中西醫匯通思潮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時出現的衷中參西學派，為中西醫互相取長補短，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並使中西醫匯通的思想和學術內容，作為中醫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逐漸滲透到中醫各科臨床、教學和書刊中，成為現代中西醫結合研究的先行。
歷史上的中醫學，一直是以民間的研究和發展為主流，政府實際對於醫學的研究並沒有起到主導作用，這為中醫的學派形成、治療技術方面的多樣化創造了好的外部條件。但是，利弊相兼，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也始終沒有得到政府的重視，在僵化的人文社會環境下，作為自然科學一部分的醫學甚至受到壓制，一批社會精英不願從事醫學，直接導致清末封建王朝解體之後祖國醫學一蹶不振，如形骸獨立。
隨機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