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雲，直指當下。
民國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政局動盪不寧，南北戰事難靖。在內憂外患之中，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深入人心。與傳統文化息息相關的中醫被認為屬於舊學的陣線，日本留學西醫歸來的余雲岫借勢開闢了「新醫」與「舊醫」的戰場，對中醫進行各種抨擊。在1929年著名的「廢止舊醫案」發生之前，中國思想界對中醫的認識，集中地在國學大師梁啟超的一次醫療事件中體現出來。
梁啟超被西醫誤割右腎
1926年3月，梁啟超小便出血，住進了協和醫院。當時醫生檢查確診為腎腫瘤，建議切除「壞腎」。梁啟超決定接受腎切除手術方案。手術由協和醫院著名的外科專家劉瑞恆主刀，副手也是美國有名的外科醫生。手術相當成功，可是術後梁啟超的尿血症狀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加重了。而協和醫院也發覺，割下來的右腎並無問題。
今天來看，這是一起診斷不準確導致的錯誤手術。不久事情便為社會所知，於是議論四起。著名文人陳西瀅發表文章說：
「在梁先生初進醫院的時候，上海一位懂得中醫的朋友，寫信給他，說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術的，只要飲什麼湯就會好。這話不但西醫們聽了好笑，就是我們也一點都不信。可是這中西不同的推斷究竟有多大的分別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誰能說什麼湯一定不能治癒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損失，也不至於比丟掉一個腰子和七個牙齒再大吧？」「中醫只知道墨守舊方，西醫卻有了試驗精神。可是我最懷疑的就是這試驗精神……我們朋友的裡面，曾經有過被西醫所認為毫無希望，而一經中醫醫治，不半月便霍然病癒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文章在《現代評論》刊出後，另一文人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報副刊》載文《我們病了怎麼辦》說：「假如有理可說的話，我們為協和計，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計，為社會上一般人對協和乃至西醫的態度計，正巧梁先生的醫案已經幾於盡人皆知，我們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協和當事人能給我們一個相當的解說。讓我們外行借此長長見識也是好的！要不然我們此後豈不個個人都得躊躇著：我們病了怎麼辦？」
兩人的言論，令事件全程公諸社會，協和醫院一時壓力極大。這時，梁啟超卻發表了一份聲明，題目是《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則發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報副刊》上。文中說：
「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後，應該完全復原。至於其它的病態，一點都沒有。雖然經過很重大的手術，因為醫生的技術精良，我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後10天，精神已經如常，現在越發健實了。」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啟超的真實心跡與後續治療
作為旁觀者，人們不妨恭維梁啟超的大度。然而，作為一個病者，梁啟超的真正心跡如何？又是怎樣治療失誤手術後的病情的呢？
梁啟超選擇協和進行手術，本來是自己選擇「科學」的決定。因此事後梁啟超為協和辯護，實際上也是為自己辯護。在發表了那樣一份高姿態的文章後，梁啟超自然不可能再與協和計較。但是，手術的苦果是要由他自己承擔的，他何嘗不關心手術如何錯誤，結果會如何？但協和醫院始終含糊其辭。後來，在著名西醫伍連德的幫助下，他才得以全面瞭解情況。在1926年9月14日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說：
「他（指伍連德）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我從前很想知道右腎實在有病沒有，若右腎實有病，那麼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結果。既割掉而血不止，當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結果，便更可怕，萬一再流血一兩年，左腎也得同樣結果，豈不糟嗎。我屢次探協和確實消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部分腐壞)，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
手術之後的梁啟超，既然症狀並未消除，對西醫又失卻信心，那如何治療疾病呢？其實，他依靠的就是自己所謂的「中國舊醫」。
早在此前，梁啟超也曾用中醫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醫生說是肋膜炎合併肺炎，後來又出現咯血，治療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時老友唐天如去探視，為其處方中藥。梁啟超給朋友信件中屢次提到此事說，「服其藥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藥，日起有功，中秋後當可出遊矣。田村前尚言恐須以藥針吸取肋膜中之水，頃乃大訝，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國醫也。」
唐天如曾任吳佩孚秘書長，精通醫學，後去香港行醫。梁啟超與其相交甚深，據說他在做手術前本來也想請唐天如治療，因唐無暇前來，所以才進協和。手術後並沒有「越發健實」，不久尿血症狀就復發。當時因正在北戴河養病，不能去協和醫院，且有前車之鑒，於是再電唐天如前來。唐天如到後，診斷為「膽失其分泌之能」，處方十味：阿膠、澤瀉、當歸、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黃連、浮小麥、黑蒲黃。結果數劑見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啟超欣喜地寫信給子女說：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們！好叫你們歡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據天如說：病源在膽，因驚惶而起，膽生變動，而鬱結於膀胱。其言雖涉虛杳，但亦有幾分近似。……他的藥真是其應如響。一年半之積病，十日而肅清之，西醫群束手謂不可治，而一舉收此奇效，可謂能矣！我現仍小心靜養，不太勞，你們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啟超做手術一週年之後，回到協和住院檢查，結果表明：腎的功能已完全恢復，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雖未完全斷根，只要靜養，已無大礙。
對西醫寬容，對中醫苛責
圍繞樑啟超割腎手術前後的爭議，折射出特定的時代思潮。在當時，新文化運動的科學與玄學論戰正酣，中西醫之爭也硝煙瀰漫。梁啟超、魯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魯迅說過「中醫是有意無意的騙子」這樣的話，還曾說：「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梁啟超則寫過著名的《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文中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辟之。……吾輩死生關係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對中醫理論中的五行學說給予否定。以他們一貫不遺餘力提倡新學的立場，支持西學並不意外。
遭受了錯誤的手術，身體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啟超，不肯追究協和的責任，甚至還公開為對方開脫，人們還可以理解為梁啟超對「科學」的寬容。但是，對於自己多次經中醫治療好轉的事情，他卻絕口不向社會公開，甚至在聲明中還批評中醫治病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療，卻又說他「言涉虛杳」。這就讓人難以理解：何以對西醫與中醫的態度反差這麼大？梁啟勳說，梁啟超「辛苦數十日，犧牲身體上之一機件，所得之結果，乃僅與中醫之論相同耶。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病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以服中醫？總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這就是有人說的，西醫治不好病，也是「科學」的；中醫能治好病，也不「科學」。
類似的例子，在這一時期並不少見。另一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曾患水腫，西醫屢治不效，後來由中醫陸仲安治癒。當時報刊報道胡適患的是糖尿病和腎炎，但後來胡適一直否認他的病曾被確診，用意是不承認中醫能治好這兩種病。他們刻意諱言與中醫的接觸，也許對於他們來說，個人的疾痛獲愈不過是私人「小」事，承認中醫能治好科學診斷的病卻是原則「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學」精神。由此不難看出，新文化運動樹立的「科學」霸權何其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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