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雲，直指當下。
晚清和民國的百年風雲，是中國社會變動極為劇烈的時期，也是中醫藥最為曲折發展的時期。時代大潮中的中醫生們，也在適應社會的變化，探尋新的路向。
傳統中醫眾生相
傳統中醫，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國廣州日報》，曾描述了廣州中醫的眾生相。
醫生之中，有一類被稱為「大轎醫生」。「醫生而曰大轎，殆指大乘常班轎之行時醫生也。三名轎伕，喝道而馳，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後出轎，診金有潤例可查。早晚出轎，診金加倍。此大轎醫生之常例也。」這一類都是名氣較大的中醫，有時又叫「叮噹先生」（人拉車的鈴聲）。
另一類被稱為「黃綠醫生」，這是庸醫的代稱。「何謂黃綠？或曰黃黃綠綠，不成正色之謂也。然歟否歟，總之所謂黃綠醫生，乃指庸醫而言。」「黃綠醫生之壞處，是在不學無術。或因家傳而未得要領，或僅一知半解，便貿然掛牌。……諺有曰：『識症唔識藥，十醫九唔著；識藥唔識症，十醫九唔應。』其為黃綠醫生之謂也歟！」
除此之外又有「櫃桶醫生」，「出身藥店之司藥，或閒居略讀藥性賦之流，治病皆從口給，用藥亂雜無倫」，「千症萬症，不外株守通方數條」，屬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之一類。
醫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醫生，頗負時譽。每晨踵門求診者，座為之滿。日上三竿，某醫生猶作元龍高臥。弗許人驚寢。既起矣，浣而臉，漱而口，畢，吸煙袋，喫茶點，復與家人談笑一頓，始出而診脈。」
有的醫生脾氣很大，「切脈之下，只用簡單的告以病症，隨即訂方。如病者有疑問，即表示討厭，甚或慍色厲聲。嘗聞有病者問某醫生曰：粥可食否？某醫生即厲聲曰：汝以為可食，不必問醫生！」
報刊偏好登載的，往往是負面新聞。但舊式中醫確有許多不良習慣。1936年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曾說：「今國醫界有新舊之分……舊派大都富於經驗，法術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時始起床。病家請診，輒喜遲到，不喜清潔，隨地吐痰，穿件污長衫，拿根長煙桿，高傲自得。此種行為，雖法術高明，恐亦難合於今日之潮流而生存。」中醫，需要有新的職業意識和社會形象。
「新中醫」的養成
新式中醫的締造，是以新式的中醫學校教育與醫院執業機構為陣地的。
學校教育，不但培養學生系統的醫學知識，也灌輸著進步的時代精神。投身於中醫學校的青年，有著明確的職業理想，不同於僅為謀生的庸俗醫生。正像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學生會刊物發刊詞所說：
「於這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生存競爭的末日，互助生存的開始時代，那的科學，我們不可以去學習，而偏來學習這枯燥無味及預備去做賣技的困苦將來生活呢？習醫不要緊，我們何苦來故紙堆裡習人所唾棄的中醫而不習西醫呢？我們自信不錯！中醫有中醫的價值，西醫有西醫的價值，這是事實上給我們知道的。我們承認醫學是世界人類共有的科學……立個志願，先習中醫而容納西醫，以求中西醫得有一日中和，建設完全公共的醫術。」
在時代的變化面前，青年中醫們也接受了新的業務規則，尤其是醫院制度的約束。中醫醫院建立之始，就參照著近代西方醫院的模式進行管理。像廣州較早的慈善醫院城西方便醫院，設有中醫留醫部，其《醫生條例》規定：
「醫生必須日夜常住院間，或因事告假須聲明鐘點，徵求醫務主任同意並報告幹事長同時登記考勤簿內，以備考查。在告假中應將醫務交託同事二人以上代理，不得全數離院。」
「病人到院，無早夜，即由當值醫生立加診視，隨即發藥，不得藉辭稽延。」
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對在學校贈醫處實習的學生有這樣的要求：
「實習生應穿制服，佩襟章，以昭莊重而免混淆。」
「在贈醫室中，容貌當端正，言論常審慎，毋吸煙，毋嬉笑，毋耳語，以重人格。」
這種「穿制服」、守紀律的中醫，在形象上較諸前述開業中醫之散漫，自是截然不同。正像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畢業生曾雨亭所說：「我們雖然經過了五年的苦學，兩載的臨床，我們相信自已的功夫卻不劣，但是社會上對於我們所學卻不曾有深刻的認識。還以為我們仍是老朽中醫時代的中醫，而不知我們卻已站在時代之前，做一個未來的新國醫。」
中西醫兼用的實踐
新式中醫最大的特點，還是他們對中西醫學的兼收並蓄。務實的廣東中醫，沒有在中醫如何「科學化」的理論難題前困擾不前，而是大膽在臨床中實踐試驗。
1946年，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畢業的梁乃津創辦了《新中醫》雜誌，其「代發刊詞」指出：「今日的中醫中藥，還是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舊的將去未去，新的欲來未來。十多年來儘管高呼著中醫藥科學化，事實上多限於書本上的理論，另一方面，也不過拿幾味中藥來研究化驗，置配合作用的方劑意義於似有似無之間。很顯然，這只是片面的科學化。……中西醫的鬧爭已經數十年，為害不為不深，現在夠了，該馬上團結起來，並肩向遠大的世界醫藥前途邁進！」
這樣的思想，在中醫界早有實踐。著名醫家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在近代風行一時，影響巨大。曾出任香港東華醫院第一任中醫長盧覺愚，臨床上中西並用，「選方辨證，悉遵古法，而證以西說；論病釋理，多采西學，而參以經驗」。他提出中醫「以其固有之特長，補充新學識，人材鼎盛，自必後來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醫」。「新中醫」的內涵是：「所謂新中醫，必以國學為經，西學為緯，擇善而從，權操自我。」這正是「新中醫」既區別於傳統中醫，又不同於西醫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醫的共存已成為社會事實。以大多數人的立場來看，中西醫學各有所長，因此所謂要廢止某一方的言論確屬荒謬。但是那特定的情勢中，卻有許許多多的知識精英、社會要人紛紛捲入其中，一波波的衝擊使得近代中醫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醫自我革新之路蹇澀難行。此種情形下闖出來的「新中醫」，精神風貌與進步意識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在學術上中西醫如何才能從「兼用」達至真正的「結合」？這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難題。對「新中醫」模式的探索，已經從20世紀延續到了21世紀，將來恐怕還要摸索相當長的時間。但首先必須保證中醫的發展空間，才有可能為未來的醫學科學作出更重大貢獻。這或許是近代中醫風雲留給後人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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