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虎牌人丹
人丹仁丹相爭持
在民國時期，有一種成藥一向以對抗日貨的面貌出現。那就是上海中法大藥房的龍虎牌人丹。
在甲午戰爭後，日本人佔領了我國台灣。一個叫森下博的日本軍人，從台灣當地居民的用藥習慣中，總結了一條處方，後來生產了一種成藥「仁丹」，成分主要有桂皮、茴香、生薑、丁香、益智、縮砂、木香、薄荷腦、龍腦、甘草等。由於營銷極有創意，仁丹在商業上大為成功，並且打入中國市場，居於壟斷地位。
1910年，中醫出身的上海商人黃楚九按照「諸葛行軍散」的成方，擬了一張類似處方，主要成份為薄荷腦、兒茶、麝香、冰片、丁香、砂仁等，取名「人丹」，設立龍虎公司（後改中華製藥公司）製造和銷售。但一直銷路不廣。後來，黃楚九採取了多種經銷手段，不但在各種報刊上大做龍虎人丹廣告，還在車站、碼頭和鐵路沿線，凡是有仁丹廣告的地方，都豎上一塊「龍虎人丹」的廣告牌。由於龍虎公司商標圖是一頭猛虎，而仁丹商標是一個翹鬍子的日本軍人形象，當時人們形象地稱這時的廣告戰為「虎吃人頭」。在宣傳策略上也強調愛國，提出「中國國民請服用中國人丹，家居旅行毋忘中國人丹」的口號。由此銷售大有起色，於是引來日本新亞公司起訴，稱其冒牌。
日本公司起訴中國仿製廠家曾有成功案例，如1917年一家生產「中國芢丹」的中國公司被北洋政府判決侵權，被告人批評「行政衙門公函為懼起交涉也」「自侮商民權利」「殊非保護國貨之道」（《華洋訴訟判決錄》）。因此黃楚九不得不認真應戰，他專門聘請了律師應訴還在報刊上接連刊登《人丹之發源》《人丹之製造》等文章，強調龍虎人丹的愛國形象。由於「五四」運動爆發，此後「使用國貨，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在全國不斷興起，形勢對龍虎公司有利，官司經過多年的拖延，1923年法院最終判「龍虎」牌人丹勝訴。這種官司，更好地樹立了人丹與日貨對抗的形象，在國內愛國運動高漲的情況下，人丹銷售節節上升，最高時年銷售量達到1260箱以上。
但是抗戰爆發後，公司遭到重大影響。當時公司分兩部，一部西遷重慶，但機器損失，原料困難，導致人丹中取消了兒茶主藥，療效下降，產量大跌，1945年全年人丹僅生產了8箱。留在上海的中法藥房的人丹生產同樣受到影響，加上日本仁丹在淪陷區更獲得了運輸特權，人丹產銷困難，基本上對仁丹已構不成威脅。
藥市藥業漸凋弊
日本侵華，使許多地區的藥材生產受到影響。以東北地區例，九·一八之後，日本實行歸屯政策，限制住戶出入，使以採參為主的參農無法經營，大批參園荒蕪。吉林集安縣在1934年還有人參面積15000簾，年產水參13380公的，至1936年大幅下跌近半。1939年日偽設立「參業組合」，向參農強收賣貨總額10%的組合費和5%的參稅（《集安縣志》），嚴重影響人參栽培業發展。東北地區對其他藥材也實施管制。七·七事變由於交通不便，加以出入關的限制，內地藥材奇缺，價格一路上漲，有的竟漲了10~20倍。1925年偽滿政府實施七二五停價令，禁止物品漲價。1942年偽民生部又成立漢藥統制組合，從中央到省市逐級組合。由滿洲漢藥貿易株式會社負責從關內採購藥材，然後按其進貨數量加上各項費用和一定利潤再分配給各基層組合，再按投資多少分配比例分配給各藥商（崔鎮國《日偽統治下的中藥行業》），實際上遠遠無法滿足醫藥需求。
河南安國祁州藥市是國內最有名的藥材市場，有「藥都」之稱，並有「草到祁州方成藥，藥過祁州始生香」的說法。各地藥材商人雲集，有十三幫、五大會之說。但抗戰全面爆發後，安國受到很大影響。1938年底日軍佔領安國。外地商幫、藥行駐戶大部分搬走，本地藥行商戶多數遷往外地，大部分遷到天津，未遷走的商戶也不斷倒閉。據安國縣檔案館資料記載，日寇侵佔安國後，商戶由2668戶降到75戶，從業人員從18000多人驟減到230多人，其中藥行由2000多戶減到30戶，從業人員僅剩100多人，經紀人員只剩下70多人（《祁州中藥志》）。著名的藥王廟會已有名無實，過去的繁榮景象不復再現。
1940年，日偽華北政務當局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下，提出「復興中國藥業」，在11月14日至12月15日舉辦秋季藥材廟會。偽政府組織成立了「復興藥業委員會」，出台幾項措施，一是「實行優惠」，參加廟會的藥商一切費用減收，各地運往安國的藥材在廟會期內豁免牙稅，減低正稅；二是「方便匯兌」，偽河北省銀行恢復安國支行，可直接向偽「滿州國」等地通匯。三是撥款萬元「整修藥王廟」，由偽省署。當時組織了近300家藥商來安國，日本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偽河北省主席吳贊周陪同下親自到藥王廟祭拜，以示重視。以後廟會每年舉行一次。但總體上成效不佳。1944年統計僅有中藥業商戶27戶，以抓方配藥維持生計（《安國縣志》）。
藥號經營各有方
抗戰時期，交通阻斷，材料短缺，給傳統中藥商業帶來很大影響。很多老字號無法遷走，只能在滄陷區小心經營。著名的北京同仁堂，一度曾被日軍部隊覬覦，意圖染指同仁堂，老闆樂達義只得去找漢奸王蔭泰，花去許多應酬費，才避了一場災難。但由於號稱「同仁堂不到不開盤」的祁州藥市凋弊，很多重要原材料受到影響，生意也相當艱難。抗戰前同仁堂在美國花旗銀行存有40箱貴重藥材，包括其中有野山參、鹿茸、牛黃、犀角、羚羊角、珍珠等，價值極高。因花旗銀行被日軍封閉，同仁堂不得不花40萬元將這批贖回。
然而，戰爭之中對藥材的需要大增，也是一個重要的商機，藥廠如善於利用，也有機會取得較大發展。像杭州胡慶余堂在日偽統治期間，仍充分體現商業頭腦。由於戰時交通運輸困難，胡慶余重要的業務製造阿膠受到影響，但在集散地河南周家口卻有大量驢皮無法運出。胡慶余堂用錢買通敵偽，派人去到周家口大量收購，就地設廠制膠，大大降低成本。3年多生產阿膠6萬餘斤，獲利達100萬以上。
上海蔡同德堂也有跟胡慶余類似的做法，在周家口設廠制膠，保證了膏方重要原料阿膠的來源和品質，並在彙集了大量有錢人避難的孤島上海，配製添精益血、開胃健脾的「洞天長春膏」，用於冬令進補，開展了電話訂購、上門送貨等業務，生意十分興隆，補膏往往脫銷，需要推出隔年預訂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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