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雲，直指當下。
通常提到抗戰，人們聯想到的是血與火的壯烈。提起淪陷區，也只是想到敵後武工隊的英勇。但不應忘記的是，在那裡還有著廣大被迫成為「順民」的同胞，在沉默中等待曙光的來臨。中醫在淪陷區服務民眾的同時，也在進行無聲的鬥爭。
淪陷區敵偽重視中醫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廢止了傳統「漢醫」，這種做法也被帶到從1895年起就被日本佔據的我國台灣。日本的做法是將「漢醫」一次性登記為醫士，然後任由其自然衰亡。台灣與此類似。已經登記的中醫，相繼成立了台灣皇漢醫藥學會、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等中醫社團，還與日本國內一些要求恢復傳統醫學的聲音相呼應，成立了「台灣漢方醫術復活助成會」等，延續著中醫藥的命脈。
在逐步侵佔中國領土的過程中，日本對中醫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也意識到廢止中醫藥不利於爭取佔領區的民心。據說在偽滿洲國，日本統治者開始也要廢除中醫，後來決定實際考驗一下中醫的療效。經調查，決定請東北著名中醫馬英麟到新京（長春），馬老被逼前往，被安置在粹華醫院。一次，有一名化膿性腹膜炎患者，經日本博士外科醫長確診，準備開刀，但稱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馬老治療。馬老用中藥治療，一劑痛減，二劑痛止，三劑痊癒。日本醫長檢查屬實後大為震驚，承認中醫確有獨特的療效。此事對偽民生部保健司決定保留中醫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1月26日，偽滿國務院公佈了《漢醫法》，規定「欲為漢醫者，須實地學習漢醫術5年以上，且經漢醫考試及格，受主管部門大臣之認可」，方准許行醫。1937年又公佈了《漢醫法施行規則》。偽滿洲國的「漢醫」人數達2萬5千多人，比西醫三倍有多，衛生官員承認「漢醫藥與吾國民保健上之緊要更不待言」。偽滿民生部保健司提出了「實施西洋醫學、漢法醫學二體制」的政策，成立了滿洲中央漢醫會，還計劃創立漢醫學院，吸收中醫參加醫療機關等。
偽華北臨時政權中，也採取了承認中醫的做法，並且稱之為「國醫」。日偽組織「新民會」在各地組成國醫職業分會，作為控制中醫的機構。如北京新民會指示：「為統治指導及教化起見，所有首都存在之北京國醫公會、北京國醫學會、北京中醫學術研究社、北京國醫研究會、北京醫士學會、北京中醫學會、北京博愛醫學會，北京中醫改進社、北京中西醫藥研究會等機關，自應一律停止工作。」將這些機構統一合併為北京國醫分會，於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著名中醫汪逢春擔任會長。國醫分會要受新民會的領導，會員入會也必須經新民會審批。
汪精衛在成立偽中央政府後，同樣也給中醫以合法地位。汪偽政府成立後，自視為國民政府之正統，繼續實行前南京政府的《中醫條例》、《中醫審查規則》等法規。1940年又公佈了《管理中醫暫行規則》，和《核發中醫證書變通證明辦法》，對中醫進行考詢註冊，准許合法行醫。
結合日本本國廢止傳統醫學的背景來看，它對中國佔領區的中醫進行支持是出人意料的，雖然它的目的是維護偽政權統治下的社會穩定，但也證明了中醫對社會具有無可否認的作用。
敵後中醫艱難生存
日偽政權支持中醫，其主旨是為了「發揚新民精神，敦睦邦交，協贊新政」，總的目的是籠絡民心。另外它也迫切需要中醫為其服務。例如偽滿「勤勞奉仕局」就徵召中醫為「勞工醫」，負責勞工的醫療。偽滿地區的中醫還被賦予執行衛生防疫任務之責，其1944年頒布的《國民醫療法》中，「使漢醫不僅掌保健指導，然對於種痘、預防注射等之近代醫術之一部亦擬於使其施行之」，成為其衛生行政的組成部分。
在江蘇，偽省長陳則民創辦了蘇州國醫醫院，成為正式的「省立」的中醫院。該醫院於1939年4月開診，至1941年初停辦。分設內科、外科、婦科、幼科、傷科、針灸科6科，名醫唐慎坊任院長，葉橘泉任醫務主任。「創設國醫醫院之意旨，一欲以救濟貧民，使免受醫藥之負擔，而減少死亡率。一欲以運用經方，俾集明確之效果，而製作統計表」，醫院對患者以經方治療為主，對療效進行詳細統計，有一定的特色。
雖然日偽政權對中醫採取了扶持的政策，但日偽統治的殘暴行徑與奴化政策，注定無法真正贏得民心。許多中醫都不配合日偽工作。著名中醫陳存仁在上海就曾經受著考驗，1945年，他被日本特工叫去，責問他以前是上海國醫會的秘書長，為什麼不加入日偽組織的中醫協會？並懷疑他有反日行動，陳存仁幾乎因此被逮捕，幸虧他家樓上的一位房客是日本黑龍會（日本軍國主義組織）要員，「開恩」為他說情，才倖免於難。
在淪陷區，雖然日偽政權允許中醫登記合法行醫，可是避居上海租界「孤島」的許多中醫卻不願在當地登記，仍然以各種途徑向重慶政府申請註冊。為了便利他們領證，1938年重慶政府衛生署專門出台了《非常時期中醫領證暫行辦法》，規定無須當面考詢，只要經當地國醫公會或其他中醫合法團體代為考詢，即可發證。1940年又出台了《衛生署委託代辦戰區中醫考詢暫行辦法》（1940）、《核發中醫證書變通證明辦法》（1940），以便利戰區中醫領證。這也足以說明淪陷區的民心向背。
敵後中醫的地下抗日
在淪陷區，有不少中醫還參加了抗日鬥爭。他們利用中醫的職業身份，成為抗日地下工作者。
抗日戰爭中，在廣東活動的東江游擊區（東縱）、珠江游擊區（珠縱）和北江特委等系統，都在廣州設立有地下聯絡點、交通站，為部隊輸送人員、文件，購買醫藥用品，搜集敵人軍事、政治情報等。他們為了安全，都是單線聯繫。其中，東縱的一個廣州聯絡站，就建在今日國醫大師鄧鐵濤當時工作的藥店裡。
1938年，鄧鐵濤剛剛從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畢業，就遇到了戰亂，只得隨行醫的父親遷到香港。1941年底，香港淪陷，鄧鐵濤一家生活陷入困頓。為了生計，只得攜家回到相對熟識的廣州，在太平南路藥材店坐堂應診。此時，一位朋友奉東江縱隊司令部之命找到了他，請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鄧鐵濤毅然答應。此後，經常有地下工作者以看病為名，到他坐堂的地方接頭。他還不時陪東江縱隊來的一位喬裝打扮的女同志上街購買游擊隊需用的物資，存在自己家裡，等游擊隊派人來取。在當時，中共在廣州的地下領導機關也是借藥材行作為職業掩護的。
在其它地區，還有不少中醫為抗日工作者服務。如上海名醫蔡香蓀被推選為日偽組織的國醫公會主席，他堅辭不就。當一位同鄉刁慶恩因出版地下抗日刊物被捕，遭到毒打時，蔡香蓀還利用自己的名望，多方營救使其獲釋，並將他接到家中，為其治傷，又資助他率妻兒走避。1939年廣東江門淪陷後，當地中醫外科組織了抗日國醫救護團，冒著生命危險為抗日軍民服務。
敵後中醫的鬥爭史，也是瞭解近代中醫不可缺失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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